这种对“日本”领域的一体性认识在中世得到了普及，到了战国时代，正如胁田晴子在《天皇与中世文化》（吉川弘文馆，2003年）中所提到的那样，京都的贵族文化在动乱中普及到了地方庶民之间，与此同时，正如农民们自称“王孙”的事例所示，天皇的权威开始扩展到庶民阶层。和过哲郎曾论述道，之所以将整个日本的“国民团结的自觉”归纳成“皇祖神以及其传统的神圣权威”这种观念，是来自于“记纪神话”以来的日本思想的传统。（《尊皇思想及其传统》，1943年）在文字文化和神道仪式中，这种观点的确是自古代以来就有的。但是这种思想从贵族和武家传播至庶民，并普及到广泛的社会阶层，则应该是在战国时期以后。从近世到近代
然而，虽说庶民可以通过官位和《太平记》意识到天皇的存在，但是人们并非就此产生了“尊皇心”。在整个德川时代，人们都认为居住在江户城里的“公方”（即幕府将军）居于统治机构，即“公仪”（即政府）的最高位，直到幕末其权威才发生动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在“公方”统治下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太平盛世”。这与不断改朝换代的中国不同。这反而逐渐扩大了人们对日本皇室一脉相承和延绵不断的特点的关注以及由此产生的自负心理。正像渡边浩《东亚的王权和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和前田勉《兵学和朱子学、兰学、国学》（平凡社，2006年）指出的那样，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拥有着对“皇国”的自我赞美以及国学思想所主张的天皇与万民相结合的意识。其结果是，即便当明治新政府从京都的“禁宫”深处请出天皇，拥护其登上国家的最高位，将其推向公众面前的时候，人们也并没有感觉到强烈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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