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梁启超游欧前对于上述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已有所了解,这不仅是因为其好友张东荪、张君劢通晓西学,张且是研究柏格森专家,而且更重要是《学灯》已有文倡导反省现代性的观点。例如,1918年9月30日《学灯》的《本栏之提倡》说:“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之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所谓“浅薄科学论”,显然是指西方流行的“科学主义”或叫“科学万能”论。1919年3月15日该刊复有《读新青年杂志第六卷一号杂评》一文指出:只讲“德、赛”两先生是不够的,还当讲“费先生”(哲学)。欧战后西人想到了须请“费先生”出来,“讲个根本和平的办法。因为费先生是很可以帮助赛先生达他的目的,并且人类应该有一种高尚的生活,是全靠费先生创造的。总之,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代,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这是欧美一般赛先生和费先生的门生所公认的。何以贵志只拥护赛先生,而不提及费先生呢?”强调自然科学须与人文携手以实现高尚的生活,这正是西方反省现代性的基本观点。梁启超对此一定有所了解,惟其如此,才不难理解何以他游欧期间格外重视与柏格森的会面,且很快理解并接受了反省现代性。同时,尽管如上所述,在梁游欧前《学灯》等刊物对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已有所反应,但将其具体生动地介绍到国内并引起广泛注意,仍要归功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尤其是他的“科学万能”论破灭的提法,集中鲜明,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它对虔诚崇拜西方文明的时人来说,确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作用。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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