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当白昼渐渐地延长，春风唤醒大地的时候，成群的车队从已知世界的遥远各地出发——其中有来自安纳托利亚、色雷斯的一群群马队，来自巴克特里亚和阿拉比亚的驼队，来自1600公里长的尼罗河两岸绿洲的大群劳力，来自亚述的战车，来自印度富庶属邦的牛车。所有这些旅行者都在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进发。他们随身带着丰厚的贡品——有贵重的金属、乌檀木、象牙、珍贵的皮毛和织物；一些队伍还带着动物——有产自利比亚的羚羊，产自亚美尼亚的优质雄驹；来自巴比伦的旅队还带来了奇货——500名年轻太监。
在春分即将到来的时节，来自帝国每一个角落的队伍沿着帝国驿道网汇集到帕塞波利斯——令人眼花缭乱的雄伟宫殿，成列的柱廊和固若金汤的宝库，显赫矗立在高大干旱的伊朗高原上。那些来自各个属邦和帝国行省的总督们将在这里奉献他们的新年礼物——至于年贡的确切数量和种类则已由帝国政府专门规定一一切都将献给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子——波斯之王、伟大的王、万王之王、全世界最强大的君主。
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任何人能像坐在波斯王位上的这个人那样，能够支配如此辽阔的幅员和如此巨额的财富。埃及的贵族、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的行省总督、东部沙漠地带的部落酋长、印度的王公，都在向波斯帝国缴纳贡物。约公元前5世纪初，在其鼎盛时期，波斯统治了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川平原、荒漠和肥沃的冲积平原，总计约有1000万的臣民。帝国每年税入总值相当于50万公斤白银。
波斯人的成就是世界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惊人的财富或者是其帝国有空前庞大的国土，为了有效统治这巨大的疆域，波斯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富有开创性的体制来统治其广阔的领土和众多分散的民族：仅靠高压统治和恐怖政策（比如亚述人在其最兴盛时曾实行过）似乎并不能把波斯这么大的帝国牢牢控制在手里。尽管在帝国建立之初，残暴政策亦有其用武之地，但这又往往很快便会导致仇恨和叛乱。一般情况下’波斯统治者很少干预其属邦的一般行政事务和人民日常生活。波斯国王只要求他们交税，但是也鼓励地方的经济活动，以便让帝国疆域内的这些属邦和民族过上比波斯人到来之前更好的生活。新创造的大量财富和政府的辉煌业绩并非偶然产生，这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改进的结果，是为了让社会更加有效地运转，而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权势。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曾说过，他坚决主张靠法律治国，“这样，强者就不会欺凌和毁灭弱者”。
这一时期（约公元前600-前400年），要求发展的思想并不仅仅限于波斯人，也不仅仅限于统治领域。事实上，为了求得一种生活上的稳定改善，或者是对生活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各种新的思想主张和信仰已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地涌现，仿佛人类正被一种共同精神激励着去追求什么更伟大的东西，去将人类的生存境界升华到一种更高层次。尽管这种精神是普遍的，但在各个民族之间仍显示出其多样性的一面。例如，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于专制的波斯国王的政治哲学：民主。希腊人强调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这种权利意识能够使政治生活中充满思想上的辩论，并易于在各个互相戒备的城邦间经常产生争论甚至战争，但它也能刺激人们在艺术和其他智力领域创造出杰出的业绩。同时它也向希腊人灌输一种自豪感和正义感，这种情结在希腊人受到外部威胁时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武器，波斯人将来会意识到这一点。
当希腊人把个体意识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之时，一另外一些思想家则正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改善人类与自然、社会或神明的关系。一些世界上著名的宗教和伦理信仰即或源于这一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是其中之一，这是人类最早的一种推崇一神论和后世报应论观点的宗教信仰。这一期间，那些被流放在波斯人统治之下的巴比伦的犹太人精神领袖在改进犹太教的教义信仰时，能够接触到这些思想。
在印度，一位贵族王公舍弃其财富和家庭而过起苦修生活，他最终获得心灵上的超脱，并赢得“佛陀”的称号，其含义即“大彻大悟者”。他所感悟到的东西后来向外传播到南亚和东亚，在以后的岁月里，他逐渐被东方各族尊为神灵。在距离地中海文化圈更为遥远的亚洲大陆的最东方——中国，诞生了两种生存哲学，它们产生了比大多数宗教更为深远强烈的影响。实际上，它们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宗教：道教，强调幸福在于满足，在于达到天人合一；儒教，则注重人的道德与责任，它在后来的二千五百多年里，对中围人的生活、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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