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万以后福建泉州地区的地租量与佃农抗租斗争<br> ——以泉州陈氏族谱文书为基据的一个考察<br> 傅衣凌<br> 明代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时期，既有新的生产因素的萌芽而旧的自然经济却仍占着统治地位。这一时代特点对于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都产生有一定的影响。明代固然是契约制租佃关系的发达时期。但是农民的抗租霸耕，也日趋激烈并富有特色。就明中叶福建沿海地区的情景而论，万历《泉州府志》的记载颇具典型：<br> 佃农所获朝登陇亩，夕贸市廛，至有豫相约言，不许输租巨室者。及今此风<br> 未改，其尤黠者或串通胥役，以为庇护，而食租难矣。<br> 为什么嘉靖、万历之后，泉州地区抗租斗争H趋激烈，且演成明末东南佃变的一支主流呢？我们认为明中叶以后闽南地区经济有很大的变化。明初工农业生产的进步，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复以福建人多地少的特定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以及地理环境的利便，促使沿海一带许多人离开了土地，冒险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所谓“从海贾海者，经鲸波蜃浪之险，而心无畏惧”。于是自永乐、宣德之后，闽南沿海的对外贸易活动，日益发达，出现了不少的私商和民间港口，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崇祯《海澄县志》记述明中期的这一新变化时云：“饶心计者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资，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围，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方夫趋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风响答，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万历时人王世懋在《闽部疏》中曾报道泉州之蓝、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延平之铁、漳泉之蔗糖、顺昌之竹纸等，“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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