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见之于行事”在思想传统中的意义
张素卿
提要：孟子说《春秋》兼具“文”、“事”与“义”，董仲舒、司马迁等汉儒进而传达《春秋》明王道而“见之于行事”，显见“事”与“义”非对立，可以相发明。宋儒程颐以《春秋》言“事”为穷理之要，清章学诚复从中纳绎出“因事寓理”之旨，近人徐复观进一步指出这有别于诸子百家常见的“载之空言”的系统，《春秋》“见之于行事”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表达方式。
关键词：经学行事董仲舒章学诚徐复观
自汉武帝尊儒而专立五经博士，儒家长期居于中国思想传统的主导地位，以五经为中心所衍成的经学，则是儒家思想的大宗。宋代儒者标榜理学，推尊四书，寝寝然有别子为宗之势。然而，纵使在先四书而后五经的理学思潮里，五经对思想发展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经学，基本上就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诠释学，兼摄注疏传统和思想传统两大学术脉络。经典诠释的注疏传统，注重文献，以训诂为基础，往往针对经文作全面性的注释；思想传统的经典诠释则不然，注重大义，穷尽精微而发展为系统论述，往往从经典中拈出重要的观念或命题，阐发其内蕴。
《春秋》为五经之一，除了由《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发展而来的注疏传统，在思想传统里也有其影响。如《春秋》“见之于行事”的撰述特点，就曾引发不少思想家论述其义蕴。孟子最早明白说出孔子作《春秋》，指出这部经典兼具“文”、“事”、“义”三个层面。自孟子首倡，汉儒祖述，董仲舒、司马迁等都颇关注《春秋》因于“行事”而非徒托“空言”的特点。针对此一特点，宋儒程颐推许《春秋》为读书穷理之要，当时学者颇从理学思维出发，强调“道”与“事”体用不离。清代章学诚延续这样的思路，倡议“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并纳绎出“因事寓理”之旨，彰显《春秋》“见之于行事”在思想表达上的普遍性。近人徐复观继此推阐，认为这有别于《论语》、《老子》的系统，是另一种思想表达的方式。
《春秋》学的研究，通常聚焦于注疏传统，关注三传之学。这篇论文尝试在注疏传统之外，考察上述诸家之说，略探因“事”达“义”的内蕴，及其在思想传统里流衍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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