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践本体论的诠释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吗?
《商榷》指出:“当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路径进展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了实践唯物主义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刻用意”。究竟是谁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深刻用意”?所谓“深刻用意”在《商榷》那里又是指什么呢?在《商榷》看来,一般意义上的实践不能解释异化的历史现象,从而不能得出革命和批判的结论。但是,从一般意义的实践出发去揭示异化现象的逻辑可能性,这正是马克思作为一个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所发现的“秘密”。在这里,难道有“一般的实践”同“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不相侔吗?未能真正领会马克思用意的恰恰是《商榷》作者自己,而不是别人。马克思所主张的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归根到底都是由实践给出的,正因此他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视作同义词。在本体论层面上肯定实践的原初基础地位,正是“首先作为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所必然要求的理论立场。我想,至此究竟是谁“没有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刻用意”,已经昭然若揭,无需再辩。
《商榷》说:“尽管它(指实践本体论主张者——引者注)紧紧抓住了实践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一论断”,但并没有能够领会马克思的真正用意。这种说法不是让人“明白”了,反而是让人糊涂了。马克思的批判恰恰是诉诸使“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成为可能的那个“实践”。怎么“紧紧抓住了实践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反倒不能理解马克思的用意了呢?在我看来,正是《商榷》试图离开这一基础,寻求那种“与人脱离的自然界”的“存在性”,倒真的面临局限于对现存世界的正确解释的保守立场,从而重蹈费尔巴哈哲学覆辙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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