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的冬天，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上海打开了对外开埠的大门。1845年以后，英、法、美三国次第在上海老城厢北面建立了租界，从此上海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此邦自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骏骏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这就是当时的上海历史环境，一个处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点的商埠，改写了绵延数千年的固守自闭的城市发展模式。在这样大潮汹涌的历史环境下，它使上海的本土文化迅速发生了骤变，一方面是欧美的洋文化抢滩上海，另一方面，国内其他区域文化也浩浩荡荡地进驻上海，近有吴越文化、徽文化，中有齐鲁文化、闽文化，远有粤文化、楚湘文化、巴蜀文化、京津文化。这些不同背景的文化，在开埠后的上海，很快地融化成一体，演绎出一种新颖的文化，朝气蓬勃、显示出它海纳百川的宽容度与包容性，这便是海派文化的肇始渊源。<br> 清同、光时期，有一位因避太平天国战火而旅居沪上的杭外人葛元煦，他在上海生活了15年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以一个文人墨客的感触写下了一部《沪游杂记》的著作。这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写真集，应该说是当时上海滩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研究上海历史的一本著作，本文前面引用的那段记述，就是出自这本书中。在《沪游杂记》中，有着颇多的关于古玩、书画、工艺品、收藏品的记载，可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例如在第二卷中，编列了“书画家”、“笺扇”、“照相”、“油画”、“拍卖”、“百虫挂屏”、“玻璃器皿”、“古玩”、“藤器”、“雕翎扇”等条目，其中既有传统的“书画家”、“古玩”，也有外来的“照相”、“油画”、“玻璃器皿”，还有传统的载体外来工艺的“百虫挂屏”。例如他在“油画”条目中写道：“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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