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大劫难》泄露我的行踪<br> 2005年9月18曰，中秋节，我在广州天河购书中心买到《圆明园大劫难》。我早先在报刊和媒体上看到此书的报道，专诚前来购买。<br> 《圆明园大劫难》是我中秋节给自己的一份礼物。<br>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第一次在学校新华书店看到有关圆明园的出版物，大为震惊。我写的一篇短文《艾尔琴、圆明园与巴特农神庙》，1962年8月4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以后我在南京大学任教，曾把法国作家雨果有关圆明园的信件——《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译成中文，由《人民日报》1984年2月26曰(雨果诞辰一百八十二周年)以《文明与野蛮》为题发表，并加“编者按”。以后，我带领学生去北京实习期间，拜谒过圆明园遗址。<br> 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Bernard Brizay)于2003年出版的这部专著，书名土c Sac du Palais d’Ete，中译本的全称是(1860：圆明园大劫难》，年代的表示系好心的译者所加。中译本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因为有巴黎《欧洲时报》的“强力推荐”和无偿提供版权。我记得曾在巴黎和《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寄语”的作者、《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先生有一面之交。总之，有多方面的因素把我和这本《圆明园大劫难》联系在一起。总之，我马上开始阅读。<br> 八天后，9月26曰，我读完这部史料丰富的《圆明园大劫难》。我发现这书和我本人还有两点特殊的关系，颇感意外。<br> 其一，中译本收有多种文献性附录，其中一则是：“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雨果)”。我饶有兴趣地读完这则附录，觉得似曾相识，便和我1984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雨果原信译文对照一下。附录和我的中译文每一个字相同，只是全文更改了五处标点符号：一个逗号换成冒号，一个问号换成句号，两个逗号换成顿号，一个分号换成逗号。本书这则附录正文的标题上没有出现“雨果”的字样。我想，附录引用了我在《人民日报》1984年2月26曰发表的译文，但出于某种考虑，既不注明引自《人民日报》，也不提译者的名字。《人民日报》在雨果原信的译文后有一句“程曾厚译自雨果《言行录》(流亡中，1852一l870)”。译文之后的这一句话很重要。如果说译者的名字并不重要，那“译自雨果《言行录》(流亡中，1852—1870)”就十分重要了。这是雨果原信《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出处。《圆明园大劫难》删除这个有意义的历史细节是令人费解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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