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万·基扬(Antoine Guilland，1861-1938)，师从法国历史学家布列尔·莫诺(Gabriel Monod)，1895-1929年担任瑞士苏黎世邦理工学院(法语)历史学与地理学教授。

　　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也是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层出不穷的世纪。无论是沉静如水的兰克、还是激情似火的特赖奇克，都在关注自己时代的核心政治主题——民族统一运动。安托万·基扬的作品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个性特征和表达风格，更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热情（passion）、抱负（ambition）和渴望（aspiration）。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观念上重塑了德意志民族意识，使康德的“旧德国”变成了俾斯麦的“新德国”。
　　然而，这一过程的代价是什么？安托万·基扬以他不安的预言警醒人们：史学工作者在关注现实、运用历史时承担着何种道义责任？历史研究是否能够、如何能够达致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协调？

　　在法国，很久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德国历史学家是公正的。但是，我们错了，他们的学问欺骗了我们。 
　　——安托万·基扬

　　但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把现实主义政策看作是唯一正当的选择，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真理：人类处境的所有进步都是由以下伟大的思想家们带来的，这些人洞悉世界的矛盾和不幸，他们转向了另一面，设想并向人们证明世界可以更美好、更公正、更幸福。正像阿尔贝·索雷尔说的，我们应将以下思想归功于这样的思想家们：“权利观念来自对不公正的现实的思考，所有有关人类尊严、良知的观念都来自对狂热迷信的混乱状况的思索。”
　　根本上说，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一真理的认识是模糊的，尽管他们有一套历史哲学，但这只是让他们去证明强力和欺骗的合理性，他们总是试图证明，强力与道德价值不可分割，这个世界的盛大戏剧说到底是使得功业更具光辉。再者，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讨论普鲁士的巧取豪夺的合理性的时候，远不是把这归因于利益法则，而是以他们高超的诡辩技巧费尽心机地让他们的同胞逃避对欺诈的谴责。
　　我们必须提防这样一种认识：德国历史学家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仇恨完全是由这一事件的理想主义特征引起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情绪，一些人是因为恐惧，而另外很多人则是出于嫉妒。
　　“我本来很愿意承认法国人的要求是正当的”，安希隆（Ancillon）曾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其他民族中看到由此带来的危险的话”。这是柏克式的呼喊，而所有普鲁士的历史学家也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是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钟爱的制度，他们害怕这场革命，这种由恐惧造成的仇恨经常表现在他们身上。
　　在19世纪那个开明的德国，要找出几个真正同情甚至对法国抱有公正看法的人——学者、作家、画家——是件悲哀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指出几个人——如兰克曾认为笛卡儿（Descartes）是“一个深刻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译者的话
导论
第一章 先驱者
第一节 尼布尔
第二节 列奥波德·冯·兰克
第二章 特奥多尔·蒙森
第三章 海因里希·冯·聚贝尔
第四章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