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希特勒和其王朝
现在新秩序已经过去，“千年长治久安的德意志帝国”已在10年之内崩溃，我们终于能在烟雾缭绕的瓦砾之中，发现关于这离奇而悲剧式插曲的真相。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也是深有意义的研究，因为我们不但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并且发现了我们自己错误的程度。如果我们要明了希特勒末日的非常故事和领会纳粹政治的真正性质，我们必须首先除去这些错误。我们必须承认希特勒不只是一个工具；纳粹国家不只是（照字面意义所表示的）一个极权国家；同时它主要的政治人物不是一个政府，而只是一个王朝——正像东方任何苏丹领土中王朝中的朝臣一样，虽只有不重要的统治权，却有着极大的阴谋诡计才能。我们必须知道纳粹理论真正的政治意义，以及它在这些末日中保存其纯正和决定事务的程度；还必须知道的是希特勒和陆军参谋本部竞争的性质——陆军参谋本部是一个和他意见格格不入的集团，他既无法加以解散，又不能加以消灭，有一段时间，他自己反而险些给他们所消灭。除非能够明了这类政治上的事实和关系，否则1945年4月中所发生的种种，便无法理会。大量繁复的证据，纵加收集整理，在某种意义上，结果仍然徒劳，因为事实的神秘虽可因此而解决，但解释的神秘，可能因之而增加。
这些说法似乎是难以索解的。在过去几年中，多少人在不知不觉中给纳粹的宣传所诱惑，以为纳粹的德国在组织上是一个“极权”国家——全然完整、全部动员，并由中央控制着的！如果真是如此，德国也许已经打胜，因为它在时间上、资源上和准备上，都有着巨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德国的极权主义全非如此。由中央有效控制着的只是政策而不是行政。纳粹党所理解的全面战争，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也许只有我们认为的），将一切努力集中于作战，将一切无关的工业予以停顿，因为在德国，许多不重要的奢侈品的生产，仍旧继续。它的意思，是指利用一切方法和手段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战争。在纳粹的德国，战时生产、人力、行政、情报，都不经过合理的集中。里宾特洛甫（Joachim v．Ribbentrop）在纽伦堡（Nuremberg）法庭上声辩说，所有外国的情报并不是由外交部而是由30个各不相涉、互相竞争的机关供给的，这个申辩大体无误。德国政治和行政结构，并不像纳粹党所主张的“金字塔式的”和“整块的”，它是许多杂乱无章的私人帝国、私人军队和私人情报所拼凑而成。事实上，不负责任的专制政治和极权行政是不能并存的，因为政治不稳，有随时发生变更的危险，加上私人报复的恐惧，使每一个人——不论其地位使他有权无权，都会想方设法由公共的赌注中保留他所能拿得到的一部分权力，以保护自己，来对付意外。结果，公共的赌注便荡然以尽。统治者的不负责任，引起了人民的不负责任；国家政治这个观念，在宣传之外便不复存在；政治便成为封建无政府的政治，这种情形，在一个其地位无可争执的暴君的个人权势之下，固能使它隐而不见，但他决不能使它的本质有所变更。
对于这个暴君，我们中问也有许多人是如何地认识错误！他常被认为只是一个工具，而实在的情形却是他个人的权势能使其在自己所创造的混乱上驰骋到底，并掩藏其真正的性质——甚至在纽伦堡的罪人席上，他还能从其坟墓中支配着他柔弱和卑劣的属员。这种专制政治，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加以阻遏、控制，想来加以纠正的内在抵抗决不可能发生。权力一到绝对，谁都不能避免腐化。所有的抑制、谨慎、自省，只有在权力不安全或有竞争中，才能影响权力的行使，但权力已臻绝对，这些限制便不能存在。在希特勒的最后几年中，我们已找不到他在较早时期所有的外交手腕和让步，或《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所描述的有所保留和偶然谦虚了。
其次是纳粹主义本身。这个德国革命的宗教使德国革命得到了暂时但有声有色地成功的基础和原动力，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引起以前一次大变乱的加尔文主义（法国神学者约翰·加尔文的教义——译者）。许多著名学者，曾检讨这个野蛮的北欧的荒谬制度，分析了其组成分子，发现了其遥远根源，释明了其意义，并解决了其错误；但对于这个使人丧气的问题，所有的著作中，最好、最有启发性、最有价值的，在我看起来，并不是那些严谨的学者，也不是这运动下善良的牺牲者所著的作品，而是一个失望的纳粹党员的作品（因为失败常常是比勤恳或德行更好的一种政治教育）。赫尔曼·劳希宁（Hermann Rauschning）是一个东普鲁士（East Prussia）显贵，他是很早就参加运动的军事贵族之一，希望可以利用这种运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他们的贡献使运动成功了，但结果仍受尽欺骗而未得酬偿，在1944年的清算中，又看到了其阶级最后的瓦解。劳希宁比其他人聪明，他及早从这个他既不能控制又不能阻止的运动中逃了出来，写了两本书，暴露了纳粹运动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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