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年出版改革的历程看，出版业转型和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一样，是一个渐进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也就是出版业逐渐从计划经济条件下政治宣传工具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过程。与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相比，出版业转型的启动并不落后，但在进程上却更加曲折和滞缓，以至于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之后，出版业仍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①。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是由于中国转型的独特逻辑以及出版业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决定的。中国转型的目标“不是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制度，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赋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的活力”②，这一性质不仅决定了中国转型的方式和过程必然具有温和渐进的特点，而且还决定了经济体制相对于政治体制来说的超前性改革，而受制于政治体制约束的文化体制改革自然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转型中，出版业由政治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演变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最后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业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功能使其在改革道路上逶迤前行。<br> 同时，出版业转型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在传统体制下，出版社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出版资源和产品都按照计划手段进行分配；转型后，最终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出版业市场经济体制，出版资源和产品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出版机构从政府的行政控制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则从办出版的角色转变为行业管理者。在这一过程中，出版业转型不仅面临着一系列新制度的创建。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