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的教师节，本人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领导与教授代表的座谈会，并且冒昧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应该明确规定任何人在担任校长或院长期间不得参加职称的晋升。窃以为，学校本应是淡泊名利的地方，至少是“官本位”思想比较淡薄的地方。但是在当下中国，很多学者都要当校长、院长，而且当了副的还想当正的，于是为了一个职位而明争暗斗、结党营私，甚至撕破面皮、分道扬镳。究其原因，这还是我们的相关制度有问题。一个学者当上了校长、院长，不仅名称响亮，而且确有实惠。他们手中掌控了权力和资源，于是就什么都有了，提职称、拿项目、评大奖等，都能走在别人的前面。这种集各种光环于一身的状况显然不利于群体的成就感均衡，也不利于群体的和谐。笔者希望一些高校的领导可以率先推行“正职轮值制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一条路径，然后再推而广之。
人在社会群体中生活，都是需要成就感的。而且，社会也需要为其成员提供恰当的成就感。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则依赖于社会成员的良性心态。人的心态以感觉为基础，且有良性与恶性之分：良性心态主要包括快乐感、幸福感和成就感；恶性心态主要包括痛苦感、不幸感和失败感。在良}生心态中，快乐感主要产生于个体的娱乐性活动；幸福感主要依存于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成就感则主要表现为个人事业追求的满意度。由于快乐感和幸福感主要是由个体活动所决定的，而成就感主要是在群体活动中实现的，所以，虽然社会也应该努力为成员的快乐感和幸福感创造环境条件，但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主要努力方向应该是提升社会成员的成就感。倘若在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有恰当且相对均衡的成就感，这个社会就一定是稳定并和谐的。
这样的社会可以淡化官本位的成就感，也就可以减少官本位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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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建军：灯泡与奶头
我们应该思谋，西方思想挟持我们的时代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中国人的智慧哪里去了？社会发展需要知识分子说实话，以强化理论的批判功能、但社会的进步不需要未经论证的偏执、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现代法治是西方人控制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基本上是“被法”治的，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
——陈金钊：漫话自主性法学与法律方法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