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金融巨头”的南柯一梦
张重光”
2001年9月20日上午9点多，王敬接到行里的电话通知，让他下午去一次。打电话的是他的部门经理，只说有点事。他想问具体一点，对方却回答得有点含糊，说了声“你来了就知道了”，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当时王敬还在床上，因为半夜在看英超足球的电视转播，凌晨才睡。作为一名信贷员，下企业的时间比较多，他也就常常把睡觉时间算作上班了。王敬睡意还浓，搁下电话还想继续睡，睡意朦胧中他又把部门经理的话重复了一边：你来了就知道了。就这七个字，很平常很明白，应该没什么好琢磨的，但是他却从这七个字的背后感觉到了对方的不安和紧张。像是害怕和自己再多说什么，哪怕再说一句。平时经理说话的口气不是这样的啊？联想到前一天行里有消息传来，说总行要来抽查下面几家分行的贷款情况，抽中四家，其中一家就是自己的分行，他忽然就闪过一种不祥的预感。表面上看来这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式的检查，没有明确的针对性，但因为其中两家前不久已经查过，这次又在抽查的名单中，让王敬怀疑总行所谓的例行抽查暗藏杀机，即矛头所向大概就是自己所在的分行——也就是自己。当然，他又不住地安慰自己，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人家并非针对自己而来；也许人家只是例行公事，不会查得那么认真……他知道，这样的安慰多少有点自欺欺人，但除了自己安慰自己，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这两天他知道了什么叫度日如年，也知道了什么叫麻木，人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到晚上，一到夜深人静，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却又变得分外清醒，于是只好看电视，看足球，让自己在精疲力竭后换回一点睡眠。本来看足球会让自己变得极度兴奋，因为当人家在那儿用脚踢的时候，他好像也在踢，用自己的那颗心，用心脏的博动——每分钟100多跳的频率在踢。起先是赌一场球几千元，后来逐渐加码：1万元、2万元、5万元、10万元、20万元……那刺激啊，每次似乎只要嘴巴稍稍张开，心脏就可以蹿出来。一场球看下来往往大汗如淋，像虚脱了一般。刺激是刺激，只是刺激过后，更多的是心痛，心痛那些钱在一夜间消失了。再后来他已经丧失了扳回那些钱的欲望，因为太多太多；心痛的感觉也几乎消失了，对钱的感觉竟然也麻木了，仿佛一次次从银行卡上划出去的不是钱，只是一连串的阿拉伯数字。对足球的兴趣是早已经没有了，本来熟稔于胸的那些球队和球员，在他看来都一个个成了仇人或捣蛋鬼，全是在坏他的事，他们都欠着他很多很多：皇家马德里至少让他输了70万元，AC米兰八九十万元……他现在之所以还在看足球，几乎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消磨时间，度过漫漫长夜。
当王敬把经理的电话咀嚼一遍，又把电话和总行查账的事慢慢地挂起钩来，终于脑子清醒了过来。他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嘴里喃喃自语道：“来了，来了，他们终于找到我了。”
下午，王敬一踏进单位的大门马上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知道这并非自己神经过敏。每一个遇见他的人都有点不自然，或是装出来的自然。他尽量装得自然，但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的不自然。
谈话是由总经理亲自找他进行的，开门见山：“你说说，给造币厂的那些贷款是怎么回事？”
王敬脸色一下子变得如白纸一般。尽管他一路上想好了许多应付的话，可面对总经理严肃的面容他还是翕动嘴唇，却说不出话。
总经理不容他多说什么，语气威严地说：“希望你把前后经过仔细想一下，说说清楚。很多事情可以瞒一时，但不可能永远瞒得过去。如果你能把一切都说清楚，我们可以作为你是主动交待，是主动坦白自首。”
王敬诺诺地说：“是是。我好好回忆一下。”他没有勇气再说那些先前准备好的话，都已经毫无意义。说出来就像在硬编故事，骗谁呢？
接着他要求上个厕所。他从总经理那里出来时，里面有两个人也跟了出来。王敬明白，那是监视自己，怕自己跑了。现在他已经没有自由了。他进了厕所，眼睛却偷偷朝外张望，找准那两人不注意的一刹那，快捷地从厕所里面出来，然后一转身冲出了大门。不远处停着一辆小车，他拉开车门，叫了一声快走，小车便快速驶离了。他看到从银行大门里冲出来四五个人，他们显然没想到他真会逃跑。
开小车来接应王敬的正是他的小兄弟徐战远。上午王敬在电话里把情况告诉了他。
“情况不太妙啊。”他说：“我有点直觉，好像凶多吉少。”
电话那头的徐战远已经吓得直冒冷汗，他知道，只要王敬有个三长两短，他徐战远也就两短三长了。吃官司是肯定的，还不知道下半辈子能不能出来。那也就意味着眼前所有的一切：金钱、豪宅、汽车、女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吃喝玩乐，高档享受，都将在一夜间化为乌有，自己将在铁窗内捱过无数的漫漫长夜。那还叫做人吗？一想到这，不由得带着哭腔，连连问：“那怎么办？”
王敬没好气地说：“你问我，我问谁去？”但他还是镇静了下来，说：“也不一定，也许是别的事情。”最后他要徐战远下午送他过去，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就想办法逃脱，所以徐战远停在那里，汽车始终没有熄火。
王敬坐上车还惊魂未定，一直到确定后面没有车跟上才长长地吐了口气。徐战远知道事情已经明摆着了，什么也没问，只是在后视镜里不时地瞥一眼王敬。此时，说什么都已经显得多余，并且是不合时宜的。
最后还是王敬说了句：“也许我要在外面多呆一段时间。”然后就让徐战远在西区的一条马路口停下：“就在这里下”。下车时他们还握了握手，心里都明白，也许这一别就是永别，就是一辈子，就是再也无法在一起享受那些灯红酒绿的日子了。
王敬等徐战远开远，又招了辆出租车，穿过两条马路，来到了市西的一个居民小区，那里有他一位朋友给他准备的一套房子。那也是他早准备好的。二室二厅的房子，家具、被子、电视、电话等等一应具全，很像个家，只是他已经无法体会那种家的感觉了。一进屋，他就瘫软在沙发上。
王敬，197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干部家庭，小时候随父母支内到四川，然后又随父母的调动到了北京，在北京读完中学后，考入了华东工业大学，l995年毕业，当年参加工作，1997年起成为银行里的信贷员。1998年初，他向一家叫做“欧星”的公司放贷200万元。半年期限到了，“欧星”却吱吱晤唔，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王敬知道如今是放债容易讨债难，只好一天天和他们周旋，软磨硬泡说好话。终于，对方松口了’，老板的哥哥，也是贷款担保人——原凡房地产开发中心的法人代表徐迎秋，表示愿意向其弟弟融资后归还贷款。但他有个条件，那就是在还款后银行向他们公司再发放贷款。王敬马上拍胸脯，一口答应。当然，真等还贷拿到手，他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发放贷款不是他一个人能讲了算的。他一次次搪塞说，在争取。但徐迎秋和他的儿子徐战远岂肯轻易放过，隔三岔五便要找王敬去“聊聊”，嘴上说“交个朋友么，不谈贷款的事”。其实，王敬心里清楚，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价值就是因为在银行当信贷员。尽管自己根本没把握给他们贷到款，但他还是有请必到，他还是要说：“你们的事，我会尽力的。”
很多时候徐迎秋并不出面，让儿子徐战远一个人陪王敬玩。徐战远比王敬大了一岁，两人年纪相仿，爱好也差不多，很快就熟稔起来。他们上歌厅、下饭馆、玩保龄、洗桑拿……而这中间贷款则永远是他们谈话聊天时隐时现的主题，一条维系两人交情的纽带。王敬刊了不笨，知道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软的道理。与此同时，在这些吃喝玩乐的声色犬马中，王敬也越来越体会到了钱的重要和一个银行小职员入不敷出的寒酸。
那年11月27日，王敬获悉印钞厂有500万元资金要解入银行账户里。本来，这样的消息对他来说并无实际意义，那是印钞厂和银行间的事，与他无关。然而，他听到500万元就怎么也遏制不住对这笔款子的向往。并不是说自己有占有这500万元的念头，这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他现在只想的一件事就是尽早在徐迎秋父子面前表现一下自己，一是欠他们的人情账太多了，二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有本事的人，以前答应过的事一定能办到。再说了，他们只是贷款，那是要还的，何不趁这机会做个顺水人情呢？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么一想，他便不再犹豫，利用上门办理存款的便利，收取了印钞厂的500万元支票后，解人了徐战远和徐迎秋开设的另一家科技公司的账户。11月30日，徐战远根据王敬的要求，将其中的320万元划还给了印钞厂，而剩下的180万元则答应以后再还。至此，王敬算是还清了这笔人情账，松了口气。当晚，在接受徐迎秋父子的犒劳时，他虽说一想到这钱是自己偷梁换柱、半路拦劫来的，心里多少有点发虚，但面对他们轮番的敬酒，夸他“能干”，肯为朋友“两肋插刀”、“守信”、“讲义气”等一连串的溢美之词，又未免有点飘飘然，觉得自己似乎真能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久，在“欧星”公司当驾驶员的许世勇在得知王敬“有办法”后，也缠住了他，说要做生意，需借点资金。自然，这样的谈话都不会是清茶一杯间的默契，而必定是要相约在肉林酒池，以美酒佳肴铺路，以劲歌狂舞助兴，掼派头，摆阔气，然后趁着酒酣耳热称兄道弟，说体己话，眼见得“兄弟情义”渐入佳境，才不失时机，轻轻耳语，如此这般……那时候，天大的事你也就只有点头，只有允诺，否则你也就太不够意思，太不哥们了。徐迎秋父子用的是这种手段，许世勇用的也是这种手段。
时隔20多天，王敬得知印钞厂又有500万元资金要解入银行账户里。真是天赐良机，王敬想都没想，又故伎重演，将这笔钱打进了徐战远的科技公司账户，然后他让徐战远将其中的50万元划给了许世勇的一个公司，通过许世勇，王敬又划给他的一个朋友8万元，另外，王敬还将其中的17万元划到证券公司炒股……
同样的手法，同样的500万元的巨大数目，但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王敬已经变得胸有成竹，老练了许多。该借的，该划到账上的，都拿捏好了，操作得井井有条，最后也不忘给自己留一笔。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胆子却无形中大了许多，不再像第一次，看到500万元这庞大的数目就心里发怵，好像是座大山，随时有塌方、压垮自己的可能。现在面对5字后面那6个0，好像也没有当初数不过来的感觉了，甚至在几个人一分配后，这500万元就被拆成了一个个小数目，也不见得有多少庞大了。
仅仅过了几个月，当王敬再回过头来重温自己的这段心理历程时，他又在暗暗嘲笑自己了：500万元算什么啊，没见过钱还是怎么的？
这些时间都平安无事，印钞厂没有提起想要去取钱的意思。然而九九归一，问题是：万一印钞厂去银行支取资金怎么办？尽管印钞厂是印人民币的，但印出的人民币再多它们也不能随便动一张，也只能去找银行。如果找到了银行，那不就坏事了？贷出去的那些款肯定是难以在短期内收回的，这点王敬心里十分清楚。既要尽早填补印钞厂这些资金的缺口，以免事情败露，又要有一定的活钱在外面流动，供自己和“朋友”花，自然要赶紧想一个相对安全的办法。作为身在银行的一名职员，他熟悉银行内的每一个环节，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向银行贷款。自然，作为银行一方来说，发放贷款要看对方的实力和信誉，而在自己所联系的一些企业中，印钞厂应该是最好的对象。银行方面肯定一百个放心。想到这儿，王敬的念头就深深地陷了进去，再也拔不出来了。自己既不是印钞厂职工，更无权擅自代表印钞厂贷款，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冒充印钞厂骗取贷款。怎么冒充？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私刻印钞厂的公章。
王敬找到了许世勇，说了自己准备实施的计划，他给了许世勇两只公章的复印件，一个是印钞厂的公章，还有个只是一个财务的个人印章。许世勇二话不说，找了他的朋友朱其锐去物色刻私章的地方。小店老板看了那复印件心知肚明，也不言语，只是开的价很高。许世勇和朱其锐对视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后来王敬又找到徐战远，让他也同样去刻两只印钞厂印章。徐战远嘴巴答应得很爽快，心里却像在打鼓，知道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想起有个亲戚在无锡，会刻章，便开车专程去一次。那亲戚也是一看就明白了，什么也不问，只是说我都是手工刻的，效果肯定没机器刻得好。徐战远忙点头说“没关系”，心里却想就巴不得这样呢。那亲戚要他两天后再去取。两天后徐战远又开车过去，那两枚印章已经刻好，粗粗看似乎还像，但细细一看，果然就看出不少差别。徐战远想管它，自己也算帮王敬刻过了。于是谢过亲戚又匆匆赶回。
再说那天许世勇让朱其锐去取印章，朱其锐不敢一个人去，还叫了个朋友陪着去，可是一到那里就被几个人围住了，原先说好的价钱不算，非要再加一倍不可，理由是用的材料好。朱其锐明知对方敲竹杠，却也没办法，只好按照对方的要求多付了一倍的钱。朱其锐回去后把印章交给了许世勇，却没给做样子的复印件，推说忘了问刻印章的人拿了。
王敬把徐战远刻好的印章和许世勇刻的印章一比较，徐战远的显然没许世勇的好，于是将那两枚印章还给了徐战远。徐战远正中下怀，回家后赶紧将那两枚印章捣毁后扔了。这以后王敬又让许世勇刻了另外两枚印钞厂的印章。
1999年1月26日，这个庞大的骗贷计划启动了。王敬先利用负责印钞厂存贷款业务的便利，以印钞厂的名义，用假的印钞厂公章在自己工作的银行开设账户，账户号为4900。
3月，王敬开始了他的第一笔骗贷，金额是3000万元。他利用自己所在银行刚开始的一种新的综合授信业务的规定，即申请单位只要在授信额度的范围内贷款时，可以减少审批环节，只是申请单位需要提供《借款合同》以及上个月的财务报表、去年同期月报表、年报表、营业执照、企业代码复印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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