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最早源于涉及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规制的产生是与市场失灵相联系的，当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就通过规制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干预资源配置。新古典经济学指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的，当这些条件不成立时，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就会受到影响，如当信息不对称时，垄断存在时，负外部性存在时等等，市场都会出现失灵，为政府的规制干预提供了前提条件。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功能发挥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相互替代，而是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变迁过程。
理论上讲政府规制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大量研究文献显示政府规制并没有达到上面的目的，不断没有克服市场失灵，反而大大增加了消费者、企业和社会的成本。如在实践中，会存在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等，这个利益团体可能是消费者，更可能是被规制行业的生产者、相关利益方以及政府规制者本身，比如由于立法者和规制机构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能够通过“俘虏”立法者和管理者而使政府提供有利于他们的规制。这时就会出现政府规制失灵。由于规制是多方利益集团的一个均衡结果，因此规制结果是多方利益集团利益的实现。
最近三十几年，随着西方政府经济性规制的放松运动，随着健康、安全与环境等社会性问题的凸显，出现了规制重心移动的改革浪潮。规制的历史是不断变换政府行为的重点和焦点的动态过程。尽管如此，本书认为加强社会性规制是肯定的，而放松经济性规制则应有所取舍。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还刚刚开始，构建市场的前提条件、市场本身的发育程度、市场机制的建立等还不成熟和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环境，如民众的市场意识、市场文化、市场制度、市场的法律保障、市场规则等没有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就盲目地跟踪世界潮流，放松政府对经济的规制是很危险的。而对社会性规制我们应抓紧跟上，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将社会的发展融入到经济的发展建设中去。
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具有不同的特点，对于这些不同，我们应该结合行业和领域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进行政府规制，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分清门路，有的放矢，最终实现社会整体收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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