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在1970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曾积极投入支持勃兰特竞选的活动。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格拉斯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自1956年起发表3部诗集《风信鸡之优点》、《三角轨道》等，同时创作了荒诞剧《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等。其中反响较大的是关于1953年柏林事件的《平民试验起义》（1966）。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猫与鼠》（1961）、《非常岁月》（1963，亦译《狗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长篇小说《鲽鱼》（1977）和《母鼠》（1986）都继续使用了怪诞讽刺的手法，将现实、幻想、童话、传说融为一体。《蜗牛日记》（1972）则为一部纪实体的文学作品。格拉斯为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语言之新颖，想象之丰富，手法之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多次获奖，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99年他成为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我的世纪》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撼世之著，它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
　　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从1900年到1999年，每年一个故事，作者让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视角叙述100年来有关德国以及德国同世界各国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既有独立成篇的，又有互相牵连的；全书穿越不同时空，使现实和历史互相交织。如1900年德国皇帝派兵出征中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弗兰登战役；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6年柏林奥运会；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4年德军溃退；1970年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墓前下跪；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海湾战争；1997年克隆羊多利诞生等，它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
　　《我的世纪》已被译成30余种文字。

　　一九○○年
　　我，替换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现。并不总是出现在最前排，因为经常都是战争，像我们这样的人喜欢撤到后方。但是当年去打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这个营在不来梅港列队受阅，我则站在中间方阵的最前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志愿的，施特劳宾只有我一个人报了名，尽管不久前我刚和莱茜，我的特蕾泽订了婚。
　　我们列队待命上船，背朝着北德船运公司的远洋大楼，面对着太阳。在我们前面的一座高台上，皇帝慷慨激昂地讲话，声音越过我们的头顶。新式的宽檐水手帽有助于遮阳防晒，又被叫作西南帽。我们一个个看上去可漂亮啦。皇帝戴的是一顶特制的蓝色头盔，上面有一只闪烁发亮的雄鹰。他讲到重大的任务和凶残的敌人。他的演说吸引了所有的人。他说：“你们到了那里，要记住：不要宽恕，不要抓俘虏……”接着他又讲到埃策尔国王和他的匈奴大军。他赞扬匈奴人，尽管据说他们当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此，社民党人后来印刷了那些狂妄放肆的匈奴人信函，对皇帝关于匈奴人的演讲竭尽诽谤中伤之能事。最后，他向我们发出进军中国的命令：“为文化彻底地打开一条道路！”我们三呼万岁。
　　对我这个来自下巴伐利亚的人来说，漫长的海上旅行真是糟透了。当我们终于到达天津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早就到了：不列颠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真正的日本人和其他几个小国的小部队。这里讲的不列颠人其实是印度人。最初，我们的人数很少，但是幸亏我们有克虏伯生产的五厘米新式速射火炮。美国人则使用他们的马克西姆机关枪，这是一种真正的魔鬼武器。这样很快就攻克了北京。当我们这个连开进城里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真是太遗憾了。然而还有几个拳师不肯罢休。这是他们的叫法，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又名“大刀会”，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用拳头格斗的人”。英国人最早开始谈论拳师起义，后来所有的人都谈论拳师起义。拳师们仇恨外国人，因为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玩艺儿卖给中国人，不列颠人尤其喜欢卖给他们鸦片。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像皇帝下达的命令那样：不抓俘虏。
　　按照规定把拳师们驱赶到前门广场，就在那堵将紫禁城与北京的普通城区隔开的高墙脚下。他们的辫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后是集体枪决或者单个砍头。关于这些恐怖可怕的事情，我在信里没有向我的未婚妻提过一个字，我写的只是百年皮蛋和中国式的馒头。不列颠人和我们德国人最喜欢用枪来快速解决，日本人则更愿意采用他们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斩首。拳师们宁愿被枪毙，因为他们害怕死后不得不用胳膊夹着脑袋在地狱里到处乱跑。除此之外，他们毫不畏惧。我看见过一个人，他在被枪毙之前还贪婪地吃着一块用糖浆浸泡过的米糕。
　　前门广场狂风呼啸，这股来自沙漠的风经常卷起一团团黄色的尘雾。一切都变成了黄色的，我们也是如此。这些我都写信告诉了我的未婚妻，并且还在信里给她装了一点沙土。义和团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年轻的小伙子，日本的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们脖梗上的辫子割掉，因此，广场上经常会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我拿了一根辫子，寄回家作为纪念品。回到家乡以后，我在狂欢节时把它绑在头上为大伙开心取乐，直到有一天我的未婚妻把这件带回来的小礼物烧掉。“这种东西会给家里带来鬼魂。”莱茜在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两天这么说。
　　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一九○一年
　　谁要是寻找。就准会找到。我总是在旧货破烂里面东翻西找。在沙米索广场有一个商人，挂着一块黑白相间的招牌，他声称卖的是古董，在他的破烂废物里的确也深深地隐藏着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几件稀奇古怪的东西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在五十年代末，我在这里发现了三张用一根细绳子捆在一起的明信片，上面的主题分别是清真寺、墓碑教堂、哭墙，已经失去了光泽。邮戳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在耶路撤冷盖上的，要寄给住在柏林的一位贝恩博士，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邮局未能成功地在柏林的废墟中找到这个收信人——这一点由上面的一枚印章予以证明。幸运的是，设在克劳伊茨贝格区的小库尔特·米伦豪普特的收藏中心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文字贯穿三张明信片，中间用线条勾画了许多小人和彗星，字迹很难辨认，全文如下：“时代是多么令人震惊啊！今天，在三月的第一天，当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纪迈着僵硬的腿跨出引人瞩目的第一步的时候，你，我的野蛮人，我的老虎，正在远方的热带丛林里贪婪地盯着肉食，我的父亲许勒用他那只厄伦史皮格尔的手拉着我，为了带着我和我那颗脆弱的心登上巴尔门至艾尔伯费德的悬空缆车，开始它的首次运行。越过黑黢黢的乌珀河！它是一条钢铁铸成的巨龙，千万只龙爪在河上盘绕翻腾，信奉《圣经》的虔诚的印染工为了可怜的工资，用他们染色的污水染黑了这条河。悬空缆车不时地伴随着隆隆巨声从空中飞过，巨龙的一只只沉重的环形脚爪发出阵阵呼号。啊，我的吉塞海尔，在他的甜蜜的嘴上，我曾经体验过多少永恒的幸福，你能否和我，你的苏拉米特，——也许我该是王子尤素福？——一起飘过冥河斯蒂克斯，他是另外一条乌珀河，直到我们在摔落的时候变得年轻，融为一体，烧成灰烬。不，我已经在圣地得到了解救，并且把我的一生完全许诺给了救世主，而你则永远地失去了，背叛了我，冷面无情的叛徒，野蛮人，这就是你。悲哀的哭号！你是否看见了游在黑黢黢的乌珀河上的那只黑天鹅？你是否听见了我在蓝色的钢琴上弹奏的那首如泣如诉的曲子？我们现在必须下车，父亲许勒对他的埃尔泽说。在人间，我在他的眼里通常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现在虽然众所周知，在乌珀塔尔悬空缆车第一期长约四点五公里的路段隆重交付公共交通使用的那一天，埃尔泽·许勒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丽是年满三十，同贝尔特霍德·拉斯科结了婚，并且是有一个两岁儿子的母亲，但是，年龄在任何时候总是服从于她的愿望，因此来自耶路撒冷的那三个生命的征象——寄给贝恩搏士，贴足邮票，在她去世前不久发出——肯定对一切都要更加清楚。
　　我没有怎么讨价还价，就为这几张又用细绳子捆起来的明信片支付了一笔昂贵的价格，小库尔特·米伦豪普特朝我眨了眨眼睛，他的旧货总是格外特别。
　　一九○二年
　　这件事在吕贝克也会成为一个小小的事件：我这个中学生为了去磨坊门或者沿着特拉维河岸边散步，特意买了我一生中的第一顶草帽。不是那种柔软的毡帽，也不是圆顶硬礼帽，而是一种平顶的黄得像蒲公英一样闪亮的草帽，它刚刚流行起来，文雅的名称是直接用法语Canotier”，通俗的叫法就是德语的“圆锯帽”。女士们戴的是有装饰花边的草帽，仍然还要束腰，长时间地把自己箍在用鲸骨褡支撑的紧身胸衣里；只有少数女士大胆地穿着透气的新式宽松连衣裙出现在卡塔林纳文理中学前面，惹得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放肆地嘲笑她们。
　　当时有许多新的东西。例如：帝国邮局发行了全德统一的邮票，上面印着身穿金属护胸的日耳曼女神的侧面像。因为到处都在宣扬各种各样的进步，许多戴草帽的人也显得对未来充满好奇。我的草帽也经历了一些事。当我惊奇地观看第一艘齐柏林飞艇时，把它推到了脑后。在尼德雷格尔咖啡馆，我把它和刚刚印刷出来的强烈地刺激了市民思想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放在了一起。然后，我作为大学生戴着它穿过刚刚开放的哈根贝克动物园，观看那些露天饲养场里的猴子和骆驼，那些骆驼和猴子也傲慢地贪婪地看着戴着草帽的我。
　　在击剑场上拿错帽子，在阿尔斯特咖啡亭压根儿就忘了它。有几顶草帽多次领教考试时大汗淋漓的痛苦。一次又一次，最后终于到了该买一顶新草帽的时候，只有在女士们面前我才热情洋溢地或者只是漫不经心地脱下草帽。很快我就把它斜戴在脑袋的一侧，就像裴斯·凯登在无声电影里那样，只不过没有任何东西使我情绪悲伤，任何一点理由让我开怀欢笑，以至于我在哥廷根的时候就很像哈罗德·劳埃德，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在电影里戴着草帽活蹦乱跳地挂在钟楼的时钟指针上，样子滑稽可笑，在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之后，我戴着眼镜离开了那里的大学。
　　回到汉堡以后，我是许多戴草帽的你推我挤地观看易北河隧道通车典礼的男人中的一个。我们戴着“圆锯帽”从商业区涌到仓库区，从法院涌到律师事务所，当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北大西洋快速汽船“皇帝号”驶离港口，开始处女航的时候，我们挥帽示意。
　　经常都有挥帽示意的机会。当我手挽一位后来嫁给了一位兽医的牧师的女儿，在易北河岸边的布朗克内泽散步的时候，我不记得那是在春天还是在秋天，突然刮来一阵风，卷走了我的这件轻盈的头饰。它翻了几个滚儿，像帆船似地滑行。我徒劳无益地跟在后面追赶。我看着它顺流而下，无论伊丽莎白怎么安慰，我仍然感到非常难过，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她是我的爱情的归宿。
　　先是初级候补公务员，然后又是中级候补公务员，我有条件给自己买了几顶质量更好的草帽，在这些草帽的皮革防汗衬圈上面压印着制帽公司的名称。这些草帽一直很流行，直到成千上万头戴草帽的男人在大大小小的城市——我当时在什末林的高级法院——分别聚集在一名宪兵的周围，他在夏末的一天，站在马路当中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向我们照章宣读：进入战争状态。许多人把他们的“圆锯帽”扔向空中，体验了从那种沉闷无聊的平民生活中得到解脱的经历，自愿地——不少人是永远地——把黄得像蒲公英一样闪亮的草帽换成了军灰色的头盔，又被称作尖顶头盔。
　　一九三○年
　　圣灵降临节那天，刚过四点半就开始决赛。我们莱比锡队乘的是夜间列车，十一个上场队员，三个替补队员，主教练，俱乐部董事会的两位先生。卧铺是不可能的！当然，所有的人，也包括我，坐的都是三等车厢，我们好不容易才凑足了这次旅行的盘缠。我们小伙子们毫无怨言地躺在硬邦邦的长椅上，直到快要到于耳岑的时候，我才听见响起真正的由鼾声汇成的协奏曲。
　　当我们在阿尔托纳跑步上场的时候，虽然已相当疲惫，但仍情绪高昂。和在别的地方一样，这里迎接我们的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练场，中间甚至还有一条撒上砾石的小路。任何抗议都是无济于事的。阿尔托纳FC93俱乐部的裁判员贝尔先生，已经用一根粗绳子把沙土的、但又平整得无可指摘的比赛场地围了起来，并且亲自用锯木屑标出了禁区和中线。
　　我们的对手，那些布拉格的小伙子，他们能够前来比赛，完全要归功于卡尔斯鲁厄足球协会董事会的那些办事马虎的先生，他们中了一个小计谋，相信了一份迷惑人的电报，没有率队赴萨克森参加预赛。因此，德国足球联合会随即决定派布拉格德意志足球俱乐部参加决赛。顺便提一下，尽管这是首次德国足球决赛，而且天气也很好，贝尔先生可以从大约两千名观众那里收取一笔数目可观的门票钱，这些钱都扔进了一只白铁罐，但是这笔不足五百马克的收入仍然不够弥补全部支出。
　　比赛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故障：开哨之前竟然没有球。布拉格队立刻提出抗议。然而，观众们则大多数哄笑，少数人骂娘。当皮球终于放在中线的时候，观众们同样也高声欢呼，我们的对手开球，他们顺风，背朝太阳。很快就到了我们的门前，从左侧边线踢来一个球，莱特，我们的高个子守门员勉强抱住，避免了我们莱比锡队这么早就比分落后。现在我们加强了防守，右侧的几次传球都很有威胁。接着，布拉格队成功地在我们禁区前的争球中攻进了一球，在对布拉格队展开了一系列猛攻之后，我们终于在中场休息之前把比分扳平，他们的皮克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守门员。
　　交换场地之后，我们的进攻让对方防不胜防。弗里德里希射进了我们队的第二个球，斯坦尼在球运降临之前攻进了他的第一个球，此后，在不到五分钟之内，斯坦尼和里索总共送进了三个球。虽然布拉格队在我们的一次传球失误之后又进了一个球，但是——如上所述——大局已定，欢呼此起彼伏。甚至连奔跑积极的中卫罗比塞克也无法阻止我们的队员，并且在防守斯坦尼时严重犯规。贝尔先生对他予以警告，在终场哨声响起之前，里索又攻进了第七个球。
　　事先颇受赞扬的布拉格队相当令人失望，尤其是锋线的几个队员。过多的回传，在禁区里太不果断。后来据说，斯坦尼和里索成了这一天的英雄。这也不对。全队十一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拼搏，尽管布鲁诺·斯坦尼舍夫斯基，我们都叫他斯坦尼，当时就已经提请人们注意波兰出生的球员在那些年里为德国足球作出的贡献。我在俱乐部的董事会又工作了很久，最后几年担任财务总管，经常随队外出比赛，经历过弗里茨·塞潘，他的内弟恩斯特·库佐拉，以及沙尔克陀螺，沙尔克的几次重大胜利，因此，我可以放心地说：从阿尔托纳冠军赛开始，德国足球走上了一条上坡路，这特别要感谢加入德国籍的波兰运动员们的比赛热情和射门的冒险精神。
　　回到阿尔托纳：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尽管不是一场重大比赛。但是，当莱比锡足球俱乐部无可争议地成为德国冠军的时候，还有一个记者试图在制造传奇的厨房里烧热他的肉汤。下面的这个谣言至少已被证明完全是一个借口：前一天夜里，布拉格队在圣保利的制绳场大街和娘儿们鬼混，因此，在进攻时，尤其是在下半场，表现得如此软弱无力。裁判员贝尔先生在给我的亲笔信中写道：“更好的运动员获得了胜利！”

致中国读者
译本序
一九○○年　我，替换了我的
一九○一年　谁要是寻找，就准会找到
一九○二年　这件事在吕贝克
一九○三年　圣灵降临节那天
一九○四年　在俺们赫尔内那旮旯
一九○五年　家父当年
一九○六年　人们都叫我西留斯艇长
一九○七年　十一月底的火灾
一九○八年　这是我们家的习惯
一九○九年　每天去乌尔班医院上班的这段路
一九一○年　这刻儿我想说说
一九一一年　我亲爱的奥伊伦堡
一九一二年　即使是在波茨坦水利局
一九一四年　终于
一九一五年　我们下一次的谈话
一九一六年　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散步之后
一九一七年　早饭后
一九一八年　在短暂的逛街购物之后
一九一九年　净是一些发战争财的家伙
一九二○年　祝各位健康，先生们
一九二一年　亲爱的彼得-庞特尔
一九二二年　人们还想听我说什么
一九二三年　这些钞票今天看上去
一九二四年　定在哥伦布日
一九二五年　有些人把我只看成是
一九二六年　这些划线的清单
一九二七年　直到金色十月的中旬
一九二八年　您可以慢慢地看这一切
一九二九年　突然一下子
一九三○年　在萨维格尼广场附近
一九三一年　向哈尔茨堡进军，向不伦瑞克进军
一九三二年　一定要出点儿什么事
一九三三年　任命的消息
一九三四年　我们私下说
一九三五年　通过我们“日耳曼人”大学生联谊会
一九三六年　从来就不缺少使人产生希望的人
一九三七年　我们课间休息在校园里玩的游戏
一九三八年　同我们历史老师的麻烦
一九三九年　岛上住三天
一九四○年　我没有看见多少济耳特岛上的东西
一九四一年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
一九四二年　第二天上午
一九四三年　虽然我们的主人像圣父一样
一九四四年　不知什么时候总会发生争吵
一九四五年　听我们的主人讲
一九四六年　碎砖屑，告诉您吧
一九四七年　在那个前所未有的冬天
一九四八年　我和我妻子实际上是
一九四九年　你想象一下
一九五○年　科隆人都把我叫作
一九五一年　大众汽车公司尊敬的先生
一九五二年　要是有客人问我们，我总是说
一九五三年　雨渐渐小了
一九五四年　虽然我当时不在伯尔尼
一九五五年　早在前一年
一九五六年　在那个悲伤的一年　的三月
一九五七年　亲爱的朋友
一九五八年　这些是肯定的
一九五九年　就像我们俩，安娜和我
一九六○年　多么不幸啊
一九六一年　即使今天
一九六二年　就像现在的教皇
一九六三年　一个可以居住的梦
一九六四年　确实，所有那些可怕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　朝后视镜望上一眼
一九六六年　存在（Sein）或者存在（Seyn）
一九六七年　我的这堂星期三的讨论课
一九六八年　讨论课似乎得到了满足
一九六九年　肯定是一个有魅力的时代
一九七○年　我们报社绝对不会要
一九七一年　真是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一九七二年　我现在是他
一九七三年　绝对不是有益于健康的震惊
一九七四年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一九七五年　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年　吗
一九七六年　我们相信
一九七七年　这产生了一些后果
一九七八年　当然，阁下
一九七九年　别再没完没了地问
一九八○年　从波恩过来也就是一小段路
一九八一年　你会相信我吗，罗茜
一九八二年　除了那些误会之外
一九八三年　这样一个家伙我们再也得不到了
一九八四年　我知道，我知道
一九八五年　我亲爱的孩子
一九八六年　我们上普法尔茨人很少发牢骚
一九八七年　我们在加尔各答寻找什么
一九八八年　在那堵墙作废的前一年
一九八九年　我们从柏林返回途中
一九九○年　我们在莱比锡碰面
一九九一年　没有看见死人
一九九二年　有一些惊奇
一九九三年　作为小警察
一九九四年　我很强硬，别人都这么说
一九九五年　……现在
一九九六年　其实冯德布吕格教授本来是想给我写一点儿
一九九七年　尊敬的先生
一九九八年　我们已经决定选择寄信投票选举
一九九九年　他没有强迫我
《我的世纪》中文版注释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