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润洋：我那么粗粗想一想，在学术上呢，远的不说，就说一说改革开放以来吧，这30年我是属于亲自经历的，当然也参与了一些工作，比如音乐理论呀、音乐教育呀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吧。但我想来想去，认为关键的就是这30年的改革开放，逐步地形成了艺个比较宽松、比较自由的这么一个学术环境，这很重要，没有这些的话什么也干不成，凶为我回想了一下，在那之前我也干了不少（这时，谈话被家中的电话铃声打断）……所以整个学术上的在过去比较禁锢的那些东西逐步地消失，学术环境变得比较好了，使我们的思路也宽一点、看到的东西也多…些，而且发表东西也自由容易一些，像我们写的东西也都比较容易发表出来……
陈荃有：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呀。
于润洋：是啊，没有地方发表，而且也出问题呀，所以，问题主要在这儿。学术上来说，我也不止做了30年了，从1960年回国，都快50年了。这50年基本上我所关注的也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西方旨乐的历史、现状这个问题，另外的方面就是音乐美学，丰要是这两个方面。有的同志从事的领域比我宽，在做工作的同时还从事民族音乐学呀、音乐批评呀，我在这个方面比较差……
陈荃有：不过，您的情况也不好说，您除了从事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其实呢还包括音乐批评，您在各个阶段上在《人民音乐》等地方发表的那些重要文章，也是属于音乐批评的。
丁润洋：我不像人家从事音乐批评的，甚至就专门从事这个领域。事实上呢，当然我也在做。要是注意呢，从字甲行间吧好像也有，但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一开始呢，我从国外回来，是1960年的时候，到66年，中间只有五六年的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什么都没有了，干待了10年。“文革”前的五年多呢，搞西方音乐史、上课，主要是给学生上小课、上大课，同时也给音乐学系的高年级讲一些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也算是开始了一点，主要是搞四方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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