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导致了文艺复兴,但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未来的盲目投奔,而是对欧洲自希腊以来历史的深刻反省,并在希腊思想中寻获创造历史的动力。80年代中国并没有全面地朝向过去反省历史,对“文革”的反省相当有限,对更久远的中国历史依然是五四以来的否定态度,当现代化的铁流席卷的时候,一切都毫无抵抗地被裹挟而去。
俞洋:人们往往对学院派的诗歌作品和民间的诗歌作品有所争议,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于坚:学院派和民间的争论其实与中国特定的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它与其他地方的此类争论不同,它更多的是一种诗歌话语权的争论。是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之间的争论。学院在中国具有行政性质,它对话语权的垄断是制度性的。诗歌批评家大多在学院。民间和学院争论首先是谁来制定诗歌标准的问题。90年代,学院某些教授通过国家文学史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开始编订圈子化的诗歌选本和文学史,民间哗然,质疑之声不绝,这是争论的起因。如果理解为那是阿什伯里与布考茨基的争论那就很可笑。这其实是80年代以来起源于民间的先锋派诗歌对主流文化之拒绝的继续。
大多数诗人在学院以外,对于诗人来说,民间与学院的区分很勉强。就对主流文化所造成的压抑感来说,所有的先锋派诗人都是民间的,无论他们身在学院与否。口语和书面语,更重视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是更重视中国经验和传统,导致诗人们在文本中处理知识和历史的手段侧重不同,这也许是争议所在,但具体到每个诗人的全部作品,我以为中国今天很难说谁是民间或者学院的。中国有“通”的传统,被确定为某种单一的可以归类的风格,诗人们大约不以为是对自己写作的褒扬。
俞洋:现代中国作家对诗歌持有越来越多的现代派的态度,您对这种现代派的态度有什么看呢?
于坚:在80年代,现代派是一种时髦和另类。今天,现代派在中国写作中是一种存在,甚至已经有些过时、陈旧、传统化了。现代派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以为这不是写作的目的,石涛大师说“笔墨当随时代”,他强调的是笔墨,但是“笔墨”要写出的恰恰是那种“不随时代”的东西。现代派诗歌从胡适们开始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汉语写作的一种合法存在,它不再是时髦了,它有自己的小传统,而且继续在深刻地影响着汉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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