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代，什么队伍，也重视学历和资格。不练也不要紧，学历在那里摆着，资格一年比一年老。
一九四三年，我们一同到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他在美术系做研究员，我在文学系。正在整风过后，学院的学习，并不紧张。夏大，我们一同到山沟里洗澡、洗衣服，吃两红柿。他有一把妇女们做针线用的剪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直放在书包里。我们头发长了，他给我理，我给他理。我很少看见他读书，或是画画。但谈起来，就滔滔不绝，他的美术方面的知识，还很是渊博的。
他告诉我，他正在追求文学系的一个绥德来的女生。延安生活，非同敌后，吃得饱，又安定，滋生这些欲念，是很白然的。但男性同女性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恋人，都是长期处在一种游离状态，不易明朗。杨墨的事情，也是这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忽然宣布投降。十五日晚上，延安军民，狂欢庆祝，火把游行。我思念家人，睡下的比较早，半夜之间，杨墨来了，告诉我，他的事情，已经在延河边成功。先是挨了一个嘴巴，随即达到目的。说完又匆匆走f。
后来我才知道，爱情，有时也会像行情，战局的突然变化，使交易所的某种证券，立刻跌落了很多。人们就要奔赴各地，原有妻子的，也有望重新团圆。原处于极端矜持状态的女同志，以其特有的敏感，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纷纷向男友们，张开了怀抱。
我出发了，目的地是华北。杨墨因为还有一些纠葛，暂时没走。
我回到家乡，第二年，父亲病故。有一天，杨墨来到我家里，说和那个绥德女子结了婚，在路上，她又跟别人到东北去了。我没有仔细问。我想给父亲立个墓碑，请他设计一下，就把他安排在外院，和我的一个堂叔父同住。
这问小屋，每晚总是有一些人来闲谈。问到杨墨还没有家室，就有一位惯于说媒的大娘，愿意给他介绍。正好村中有一位姑娘，是妇女队长。村中两派不和，有一派说她和武委会主任不清不楚。这本是为了打倒武委会主任，却连累得这个农家姑娘，上城下界，对簿公堂。家里人觉得难堪，急着把她聘出去。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