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颂类”文学精神及其文体特征》在中国古“颂”方面的探索，就是要部分地面对这个问题，并尝试给出解答。这一研究的思路在于，将通常“放之四海”的目光收回来，由向外转成向内，通过反观自视来对自己加以检讨、审视、理解，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中华民族在最高价值和终极判断方面是什么样的？又是怎么表达的？这种不更多强调偶像化的“神”、而更多地强调“神性”（如天道、道、德、先祖等）的独特方式，其好处何在？其文化产生的基本模式是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对人类在这个方面认识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些特征是否可以代表人性的某些本质？在其他文化、文明中是否还有暗合的情况？这种独特的方式是否具有可以在各文明中被接受的“普世”的可能性？

　　3.作品功用在于褒扬成功、诉告神明的文本：　　考察历史上最纯粹的“颂类”作品，它们永远和新成立的政权联系在一起，并总是与最高的政治权利相互关联。正统的“颂”一般出现在创业初年，功成治定，容告神明，追述祖德，宣今功业，周颂亦是，秦刻石亦是，郊祀歌亦是，东方红亦是。　　而在这一点上最有说服力的是《诗经》的“三颂”。他们都是代表天子权威的祭祀组诗，也是后代奉为经典的“颂”之圭臬。在此之前，虽然也有零散的文本被记录和提及，但形成规模有章有典的政权始自殷商。与此相应，形成规模的“颂”歌组诗的最早记录也始自商代。　　关于最早的“颂”是《周颂》、还是《商颂》，尚有所争议。这主要是关于“商颂”的创作年代问题。就目前借助甲骨文材料展开的对比研究、文本内容和文化意蕴的考察、以及对已有传世文献作出的综合推断，似乎古本始自殷商、后经正考父抄录整理、至春秋时期定稿，这种结论更为妥帖合理。　　在殷商之前的颂作，虽然也有一些文本被提及和记录，例如《庄子》中记录的形成于远古的时期的有焱氏之颂：“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等。但是这类作品，在数量上很稀少；在篇幅上基本都只是被记录下的只言片语；在质量上年代久远，多为转述，真伪难辨；而在规模上，这些作品更是非常零散，其传递的信息量太小，根本构不成作为范本得以成立、并可以依据之加以考察研究的规模。　　因此，基于种种文献条件，对“颂”之典范的考察，还是应该以《诗经·商颂》为起点，以《商颂》、《周颂》、《鲁颂》共同构成的第一个文本高峰为圭臬。这些被记录下来的“颂”，克服了上述文本的种种弱点，其数量充裕；篇幅完整；作为考察范本，具有所应当达到的规模；而在质量上，因为是经过历代古人所有意记录、抄录、保存、传递，因而其文本内容在版本的意义上，也是可信的。　　……

中文摘要第一章 颂类作品研究的方法论第一节 上古“颂”之学术史述评第二节 “颂”之研究的方法论第三节 “颂”作的“体类”划分阐述第二章 先秦颂类作品奠基论第一节 “颂”字在先秦的常见用法和字义第二节 “颂”字本义新考第三节 论早期“颂”的神性特质第四节 论“颂”类作品的判断标准第五节 先秦“颂”的体类概貌第三章 汉代“颂”类文学文献梳理第一节 存世文献及作家作品综述第二节 汉代“颂类”文学的划分第三节 汉代颂文的体类辨析第四节 汉代“颂类”文学的发展脉络第五节 汉代“颂类”文学的认识与评价第四章 融会贯通的经学奇颂第一节 理解途径的思考第二节 上古前期的山川理解方式第三节 孔、孟、苟山川表述的差异与勾连第四节 “文颂”创制中的“颂体”经学化第五章 西蜀才子的盛世华章第一节 司马相如《封禅文》中的颂诗第二节 王褒的颂类作品第三节 扬雄的《赵充国颂》第六章 王朝、经学的盛衰之颂第一节 刘向《列女传》颂辨第二节 班固和《窦车骑北征颂》第三节 崔驷《四巡颂》钩沉第四节 马融对颂作的叛用第五节 蔡邕颂作与汉末文学新创参考文献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