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不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一期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大意说在诞生中的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宜于广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宜过早地窄狭化到只准走一条路。这是我的文艺独立自主的老调。《文学杂志》尽管是京派刊物，发表的稿件并不限于京派，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家们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经常出现在《文学杂志》上。杂志一出世，就成为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尽管它只出了两期就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至今文艺界还有不少的人记得它（不过抗战胜利后复刊，出了几期就日渐衰落了）。①朱光潜博学文雅，为人低调，大家为了避免“枪打出头鸟”、绕过无谓的派系纷争，委任他担任主编，再好不过。《文学杂志》出版两期之后，《独立评论》登载了商务印书馆的广告，这样交代创刊缘起一
本馆在一二八前所刊行的小说月报，已有二十多年悠久的历史，向来被认为专载文艺的唯一刊物，民十革新后，又成为传播新文艺作品的有力的机关，自一二八停刊到现在五年多时间内，屡得爱好文艺的读者，来信要求我们复刊。本馆为适应读者需要计，遂决意来编印一种文艺刊物，定名《文学杂志》，不再袭用小说月报的旧名。①由此可见，杂志的创办并非是朱光潜或商务印书馆的一厢情愿，而是出于双方的配合和默契。当然，胡适联络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商务印书馆董理其事，亦有助于扩大杂志的知名度，保障发行管道的畅通。而且，编辑队伍以北大、清华的知名学者为依托，具备了强势的象征资本。其实，在战前4期的编辑事务中，沈从文、朱自清也起了很大作用，常风回忆说：
沈先生有多年编辑刊物的经验，对杂志的筹划十分积极热情，朱先生更可依赖他。他除了负责审阅小说稿件，其它稿件朱先生也都请他看。只有他们两位是看过全部稿件的。每月在朱宅开一次编辑委员会，讨论稿件取舍，决定每期登什么稿件时，沈先生发言最热烈。组织稿件他更是积极，他还一贯注意发掘有希望的文学青年，吸引他们写稿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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