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形象文本地位的沧海沉浮，无疑是历史真实中革命主体地位发生错位的象征表现。这一点在农民形象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一次以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正面触及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根本性质--农业国情与农民战争的现实问题”的，应该是蒋光慈发表于1930年的《咆哮了的土地》。煤矿工人张进德出身于农民家庭，具有农民的根性，自然朴实，性格豪爽，深受其他农民的爱戴和拥护。文本通过赋予他4年的矿工生活，又使他成为领导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最早典型，也成为农民无产者的象征符号与预设概念。其后诸如赖大哥（《丰收》）、张裕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玉林（《暴风骤雨》）、朱老忠（《红旗谱》）、丁尚武（《烈火金刚》）等农民革命英雄，都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并且都是革命斗争中的中坚力量。因此，上述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使“张进德”式的精神人格与思想气质成为农民的一种类型模式。
但“张进德”式的农民英雄远不足以遮蔽革命文本中出现的所有农民形象。井喷而出的大量农民形象在稍后的革命文本中几乎成为唯一的文学存在。与蒋光慈同时期的华汉的《深入》、洪灵菲的《大海》、刘一梦的《雪朝》、戴平万的《陆阿六》，都以农民运动和乡村暴动为题材；稍后有叶紫的《丰收》和《火》，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以及丁玲创作转向之后的《水》、《田家冲》等，展示了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农村进行的斗争；进入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兴起，囿于解放区的地缘与区域，这时的工人叙事几乎销声匿迹，《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以及反映土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文本大量涌现，农民成为叙事的绝对主角。即便是在一些战争叙事中，其中的军人也都不过是穿上了军服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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