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勒最后对文学总结说：“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理解成为具有某种属性或者某种特点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把文学看做程式的创造，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哪一种视角也无法成功地把另一种全部包含进去。所以你必须在二者之间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卡勒对文学理解的特点在于，他以一种折中的态度对待这个概念：一方面在努力建构关于文学的各种话语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又在有意识地解构既有的建构，从而维持主体阐释与被阐释对象之间的一种张力。而这种姿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体在有意识地避免将一个既有概念本质化的同时，维持这个概念的流动变化的一面。卡勒的这种论述姿态的确给国内很多学者以启发，例如在王一川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对文学的解释就已经变为“文学是一个含义不确定的词语，……在现代学术分类意义上，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与卡勒的论述相同的地方是，与过去强调一个概念确定性的一面相比较，现代学术话语更强调这个概念不确定性的一面，强调这个概念得以生成的社会话语背景。任何一个概念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完成的、自我同一的整体，而概“成长”的故事——或者说在讲述一个人的发迹史——而是在重复一个人的感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这段话成为小说得以展开的前提，是小说意欲验证的对象，同时也是小说想要质疑的对象。而这种验证和质疑最后又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七哥。
七哥曾经是整个家庭中最没有地位的一个人，他被家庭中的暴力权威父亲怀疑是母亲和邻居白礼泉偷情的产物——“我”以绝对肯定的语气保证，这的确是个天大的冤枉。母亲一生虽然风骚，虽然喜欢和男人打情骂俏，虽然见了漂亮男人就走不动路，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是绝对干净的。但七哥出生后的瘦骨嶙峋还有蔫不拉叽的样子就不招父亲待见，也因此他在家庭中处于下三烂的地位，他不仅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而且得不到应有的做人的待遇。他睡在家庭的角落里，吃的是他人剩下的残羹剩饭，而且还要天天很早就起来去捡拾菜叶以帮助父母喂饱家中十几个人的肚皮。此外父亲的拳头，母亲的冷漠，还有兄弟姐妹的冷言冷语几乎天天包围着七哥。他天天生活在沉默中，几乎没有任何语言；同时他在家中也丧失了语言，甚至在整个世界上丧失了语言。这一切使得七哥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一年坚决地离开了家而没有任何留恋，在外面的几年中他也从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家里也仅仅给他去过一封信——那是因为二哥死了。七哥是在极度自卑而沉默的世界中生存着，如果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温暖的话，那么这温暖也如闪电般划过，然后就消失在七哥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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