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与中国的关系与前述作家一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与学者，他的作品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他的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因为他在美国的“极左”倾向，以及他对美国政府与社会的激烈批评，他轻而易举地成为了中国人民公认的朋友；更由于他诗歌中的中国元素，以及他对中国所抱有的好感，中国人从他的作品里看到了自己可以“自豪”的影子，尤其是1984年对中国的访问，成就了他实地考察之后的“中国组诗”，其中的中国元素得到了“近乎实际”的文学素描。从此，金斯伯格与中国的距离被拉得更近了，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媒体以不同的方式谈论着他，部分学者与论者对他及其作品展开了多样性的评论和研究。如果以“金斯伯格”为关键词，从1980年至2011年10月，进行论文篇名的检索，符合检索要求的条目有45条，其中名副其实的有42条，尤其以对其诗歌《嚎叫》（Howl）与《卡迪什》（Kaddish）的评论居多，有关他诗歌的汉译也有一些，特别是文楚安教授，他不仅翻译了许多金斯伯格的诗歌，而且还对他个人及其诗歌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大部分论者围绕他的“垮掉”、“反叛”与“荒诞”等特质展开了标签式的要义论证。最近几年，围绕他诗歌中的中国元素或者中国印象（形象）进行研究的条目明显处于上升的趋势，如苏晖的《“文化幻象”与“文化实体”之间——金斯伯格诗中的中国观》（2007年），任显楷的《艾伦?金斯伯格诗艺观中的东方宗教倾向》（2008年）等；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数量不多，但以后现代的方法进行解读的倾向明显。如果以“金斯堡”为关键词，同样从1980年至2011年10月，进行论文篇名的检索，符合要求的条目有28条，其中实际有效的有22条，研究的方向还是以对作品《嚎叫》的文本批评为主，其次为对本人及他所引领的“垮掉一代”诗歌的介绍，尤以后现代思潮的文学批评为最。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以金斯伯格的具体诗歌名称为篇名检索的关键词，有关金斯伯格的研究还会继续出现，但上述两类检索说明了金斯伯格及其作品对中国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力远没有达到其前辈惠特曼的强度，但以《嚎叫》为代表的作品对中国诗坛及学者的影响却与日俱增；文楚安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诗潮和1985年开始的‘第三代’诗歌，亦即‘新生代’诗人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这种影响）或许最早可以追溯至郭路生以及北岛、多多、江河、芒克等人”。“从北岛极度的愤懑而书写的《回答》，到1979年以后一大批刚刚摆脱‘文革’束缚、从知青的失落巢穴中挣扎出来的年轻人，有的成了中国第一批穿牛仔裤的嬉皮士。据悉，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很多渠道搞到了当时零零星星的金斯伯格的诗译”。同年，杨熙龄的作品《美国现代诗歌举隅》中提及了金氏和他的《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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