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我”的故乡记忆在这些小说中差不多就是童年经验，这样的处理隐含着人类普遍的心理惯性。弗罗姆曾经对人的精神分层作过深入的研究，从结构上说，人的意识具有特定的内在“辩证法”。哪些经验构成最重要的最初印象（即“童年经验”），哪些经验继而构成第二、第三及其他“层次”，这对意识的形成相当重要。反之，在评价某一特定经验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意义时，重要的是了解它是个人的决定性的童年经验呢，还是以后生活中叠加在其他早期基础印象上的经验？早期的各个印象往往综合成为一种自然的世界观，所有以后的经验则往往在这一原始的、自然的世界观之上具有其本身的意义，这些经验或证实、应验了自然的世界观，或者否定、反对自然的世界观。……这样看来，这些小说作家在运用还乡母题时，其实包含着两次“还乡”，一次是现实的还乡，一次是向记忆的溯回。他们之间的“证实和应验”、“否定和反对”形成小说外在的情节模式和内在的结构张力。从“证实和应验”的角度获得的是“我”和故乡之间的精神联系和情感依恋依据；而从“否定和反对”则获得一种现代意识和批判力量，并从中启悟出乡土中国的“常”与“变”。启悟的过程中，《故乡》的写作者不断呈现他自己理解的现代乡土中国，一方面参照着童年经验，以见出现实的凋败、衰颓；另一方面，对过去的理解受到当前情境的必然制约，对过去的理解也随之变化。如果在这种现在和过去、梦幻和现实的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着主动，那么，对写作者而言所能做的就是戳破童年的梦幻，转而去肯定和认同现在的真实。正因为此，这些小说把还乡者处理成出身于乡村，却生活在都市的现代知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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