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相对于过时的时代精神的颠覆性力量，其本身也潜伏着对这一颠覆力量的抑制。对此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精神分析好像是一种将欲望拖人绝境……的虚幻之物。……是一种反生命的东西，一种死亡、戒律和阉割的颂歌，一种超验的渴望，一种教士的神职，一种教士的心理。”他的观点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指向，不无偏激、偏颇之处，但对于那些过度依赖精神分析方法的传记家仍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提醒。优秀的传记家应当敢于突破他们自己也从属于其中的关于人性的现成观念而做出某种真正原创性的构想。
在当代，对于传记“科学性”的要求也日益强烈，我们讨论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地位时，这一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杨正润先生认为，传记文学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而“精神分析对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提高都是有益的”；高鉴国先生认为，有三种专业知识是传记作者需要掌握的，即“历史学、文学和心理学”；当代美国学者威廉?舒尔茨在论及弗洛伊德的传记写作时则特别指出，弗洛伊德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他结合了历史的、科学的和文学的方法来解释人的经验”，而其他人没有做到这一点。
但在精神分析的“科学性”问题上，长久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的作者阿伦?布洛克认为，弗洛伊德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地位“由于他的思想与文学和艺术的亲近关系以及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而是有保证的”，但他却没有把握对弗洛伊德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做出同样的保证。实际上，围绕着心理学科的“科学性”问题，精神分析学派与非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们已经进行了延续至今的“百年大战”：“差不多在弗洛伊德开始发展精神分析的时候，学院派的心理学家们正致力于将心理学弄得像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弗洛伊德拒绝以实验的方法验证其理论，而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则认为精神分析的方法有失科学的尊严。
针对这种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诺曼?霍兰德在《精神分析作为科学》一文中，为精神分析的“科学性”作了一些辩护，希望有利于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他指出，从实验证据来看，大量研究证明了精神分析的许多重要结论（当然也有一些未获得支持）；而从方法论来看，精神分析使用的是一种整体论的研究方法（holisticmethod），而这种研究方法在许多社会科学甚至“硬”科学领域（hardscience）也广泛采用。他认为，争论精神分析到底是“科学”还是“解释学”，或仅仅是“文学”，其实这一划分本身表现出的就是一种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上的错误观念，他暗示，我们应该放弃这种无谓的论争，消除学派、学科之间的壁垒，将精神分析的敏锐洞察力与建立在严格实验证据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正如他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所说：“我能够想象出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最好未来，乃是一种来自精神分析和神经系统科学洞见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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