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深度访谈在我们调查中就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们甚至单独设立了一个“深访组”来负责此项工作，其意义丝毫不亚于书中后1/4部分的所谓”科学研究”。可能在某些学者眼中，深访没有“学术味道”，可在深访文字的背后，是我们建立的相比于此几十倍的庞大深访资料库和田野观察报告，如果连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都不是学术研究方法，那还有什么是科学研究？我们书中的深访案例全部根据受访者真实经历撰写，我们当年作“蚁族”调查时住在聚居村，做“工蜂”调查时跟随青年教师记录，这不是在写小说或是什么报告文学，而是扎扎实实的人类学调查。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翻阅一下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项飙撰写的《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这部作品并没有什么调查问卷和模型推导，整本书“充斥着大量的类似于报告文学的个案与访谈”，但却是非常优秀的社会学著作。
当然，能有读者对我们的作品提出意见和建议，本身就反映了我们的作品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们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和感激。我们想，《工蜂》这本书之所以存有这么多疑问，不仅是因为书本身的内容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更是读者对自发性社会调查的困惑，或者说自发性社会调查所具备的优势和劣势之间的冲突带来的社会共鸣。
自发性社会调查最突出的优势在于独立灵活。不同于官方渠道的社会调查，自发性社会调查能够对社会热点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反应，并形成新颖独特的调研报告。且在团队组建和运行上，自发性社会调查往往依托团队成员的热情和兴趣，因而能够充分调动成员积极性，达成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效率和成果。此外，由于自发性社会调查往往借助非官方资源，采用独立的团队和制度运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报告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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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津 《农民和土地怎么就成了问题》
如果说礼治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而法治的社会基础尚未形成，那么礼崩乐坏法未行的乡村社会为何并未出观显性的秩序危机呢？当下乡村社会既非礼治秩序也非法治秩序，究竟属于何种秩序形态呢？一言以蔽之：势治秩序！在笔者看来，势治秩序已经成为转型乡村社会一种新的形态。作为中图人的日常生活语言，势不仅与姿势、形势有关，更多的是指势力、权力、力量等。
——陈占江 《阅读乡村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