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所引《诗》说乃出于《史记》，却将司马迁视为“汉儒”，可见他已明知司马迁《诗》说源出于三家《诗》。但他反对这种将《关雎》、《鹿呜》解为刺诗的做法，并自有一番论证，也算实事求是。又如《殷武》下云：
司马迁言：“宋襄公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之所以兴，，作《商颂》。”其说盖出于《韩诗》，近世学者因此诗
有“奋伐剂楚”，则以襄公伐楚之事当之，遂以韩婴之说为信。予考《商颂》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诗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类非复诸侯之事，无可疑者。襄公伐楚而败于泓，几以亡国，此宋之大耻，既非其所当颂：而《长发》之诗谓汤武王，苟诚襄公之颂，周有武王，岂复以命汤哉？⑩《商颂》究竟是商诗选是宋诗，历来便有争议。《毛诗》认为是商诗，见于《诗序》。三家《诗》却认为是宋诗，且是宋之大夫正考父所作。如裴驷《史记集解》云：“《韩诗·商颂章句》亦美襄公。”《后汉书·曹褒传》李贤注引《韩诗薛君章句》云：“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苏辙便据此判断《史记》之说出于《韩诗》。在这一问题上，他虽然不相信三家《诗》说，却并非因为佞信《诗序》，而是有自己的思考，并能从诗文中寻求线索，加以考订。这种态度显然也是审慎客观的。
从以上两处可见，苏辙之反对三家《诗》说，能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处理办法。
2.如三家《诗》与《毛诗》并不矛盾，则引三家以证毛。
若三家《诗》与《毛诗》相同，便可相为左证，苏辙于此便颇为宽容，对三家《诗》也能有所认同。如《十月之交》下云：
《小雅》无厉王之诗，郑氏以为《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曼》、《小宛》
皆厉王之诗也，毛公作《诂训传》而迁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诗所以非幽千者，曰师尹、阜父不得并政，褒姒、艳妻不得偕宠，番与郑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挟为厉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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