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在思想文化方面，一方面培养和激发了民族精神与传统，另一方面，也使广大民众对灾害产生了不安、恐惧的心理。由于封建社会中，单个家庭和民众防御与抵抗灾害的能力微乎其微，民众在心理层面对灾荒既畏惧又惶恐，反映在信仰、文化、习俗上，既有敬畏又有无法达到满足时的抗争。全国各地普遍建有大量的龙王庙，这种信仰的形成，与雨泽不时的旱涝及水灾相关联。旱时，人们祈求龙王降甘霖，涝时人们祈求龙王止淫雨。当龙王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时，有些地方还出现鞭笞龙王、抬龙王晾晒等习俗。全国其他地方的水神亦受民众祭祀，作用与龙王相仿。而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的祭蝗虫的八腊庙和驱蝗的刘猛将军庙，显然与蝗蝻灾害有关。江浙与福建的五帝信仰，也与这些地区流行瘟疫有关。广东信奉的北帝、洪圣王（南海王）、龙母、伏波将军等，也与广东易发水旱灾害有关。①黄河中下游信仰的“金龙大王”、“黄大王”等，都与黄河泛滥有关。而萧公、晏公以及洞庭湖等湖神信仰，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易患河湖水灾有关。此类信仰，不胜枚举。
除信仰外，民间的许多小说、戏剧也多是以灾荒为主题来描写的，“三言”、“二拍”等市井小说中也有反映。同样，民间逃荒习俗中，也有反映灾荒的。在皖北、苏北、鲁西、豫东等黄河的主要泛滥地区，尤以凤阳花鼓（花鼓小锣、花鼓灯、花鼓戏）、打莲响、莲花落、黄梅调等民间说唱最有名。这些民间文艺，多是因灾荒连年，人们逃荒生存，在外以耍猴（“猢猴撮把戏”）、打花鼓等卖艺行乞演变发展的。有人称明清近代河南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天灾人祸，灾害频繁，河南人逃亡中国其他地区，形成了这一地区独特的逃荒文化。
同样，灾荒也影响到中国人积谷以备灾歉的习俗。由于灾荒频繁发生，民众遇到收成较好的年份，稍有积蓄，便把粮食等贮藏起来，以备荒时之需。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或遇荒年，民间的义仓、社仓便发挥作用，使灾民直接受惠。“备荒”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民众勤俭节约，家中一般都用瓮、缸、垛、困、囤等来盛装粮食，这些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防灾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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