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里所形成的秩序才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但就思想而论，新世界构想并不新，它的原型来源有两个：西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和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构想。由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把“革命秩序”追溯到马克思就并非没有道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消灭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都被消灭了，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劳动是人们出于基本需要而非生存压力，且各尽所能；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上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总之，一切都设计得相当完美，一切人间纷争都已不在，人们不但实现了经济上的大同，而且在意识和行为上都极为高尚，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同质性和一体化。以此观之，文化大革命欲实现的革命秩序同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境界显然低得多：革命强调斗争，斗争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展开，斗争的结果是一方消灭另一方，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这样的革命秩序无疑意味着：“不断革命”本身成为一种秩序，即革命成为常规。相对而言，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建立革命秩序，无非是以革命作为手段，欲籍此手段实现的目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如此，可以说：革命本身并不是目的，它至多只能充当手段，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要建立全新的秩序。
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离中国人并不遥远，而中国的传统则离中国人更近。生逢“礼崩乐坏”之乱世的孔子作《春秋》为万世立法，设想的是一个上下有序、民人相安的宇宙一体格局。唐代韩愈认为上古乃是一个世风淳朴的世界，政治上行禅让之制，而民无争。他对上古世界的迷恋，其实是对现世世界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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