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良，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司法制度与司法改革；曾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代表性论著有：《法律之内的正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权利本位论》、《法治公信力与司法公信力》、《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论法律文化的要素与结构》等。

    《凯原法学论丛·十周年院庆系列·上海交大法学文选：法学院成立十周年的纪念》选辑了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16篇教师论文（其中中文11篇、英文5篇），集中反映了这个学术群体对法治进展的深度关切和国际化的研究视野。《凯原法学论丛·十周年院庆系列·上海交大法学文选：法学院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内容涉及法治理念。法律职业、社会多元化背景下的法律话语和乡土司法、地方立法中的法律责任设定、区域合作法制协调、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共同法律行为、货币所有权归属及其流转规则、知识产权、反垄断、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海洋执法、金融信息监管和国际投资法制等法学研究的各领域。

    四、法律工具主义很危险
    过去由于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大行其道，相当多的官员和公民都对法律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什么叫机会主义的态度？就是法律对我有利、能够促成我的目的，我就服从它；法律如果对我要达成的目的构成一种限制，我就绕过它，甚至践踏它。这是可怕的。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要树立法治观念，必须树立法治主义的法律观念，要排除、抛弃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
    什么叫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在法律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就是国家的工具、政府的工具，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这个观念不是没有问题的。
    在合理的法律观念中应该做一个颠倒，政府才是工具。政府是谁的工具？政府是法律的工具。在法治社会，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设立政府来让官员执行法律，适用法律，保护法律。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它可以成为实施和保护法律的一种力量，因而，在法律与政府之间，政府才是工具，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把主仆关系颠倒了，说法律是政府的工具。
    当然，话说回来，说法律是工具，笔者刚才认为“这句话不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完全错，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的。在什么意义上是对的呢？就是必须首先承认政府是法律的工具，政府和老百姓都要站在法律之下，平等地接受法律的管辖。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政府为了管理社会，它又得利用法律，把法律当成工具来管理社会。所以，说法律是政府的工具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它的条件是首先承认，就主要方面来说，政府才是法律的工具。在次要意义上才可以说，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的工具。同时，我们更有理由说法律也是公民的工具，是我们每个人的工具，我们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正当的利益，排除他人的侵害，用法律来引导和监督政府，让政府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责。
    过去，我们把前提丢掉了，就强调法律是政府的工具。所以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官越大越不受法律约束，而且违法之后，社会也拿他无可奈何。“文化大革命”怎么出现的呢？就是这么造成的。官员当到一定级别之后就可以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了，他即使违法，法律也没有任何一个机制去监督他，去起诉他。在这些人的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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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定位：正义、程序与权利
法律职业主义
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以地位获得理论为视角
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行政协议
“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现及其范围--从个案判决与成文法规范关系角度的探讨
共同法律行为理论的初步构建--兼析公司契约理论
货币所有权归属及其流转规则--对“占有即所有”原则的质疑
竞争法视野的知识产权问题论纲
反垄断私人诉讼困境与反垄断执法的管制化发展
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检讨
“To Take Law as the Public” Diversification of Society and Quadrants of Lega! Discourse in China Taday
A Modest Proposal to Amend the Chinese Copyright Law-Introducing a Concept of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China's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and Curbing of Financiai Corruption
Policing the Sea and the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The Good, the Bad or the Ugly?--A Critique of the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Competence in Tza Yap Shum v. The Republic of Pe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