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高宗担心金朝放钦宗回朝，威胁他的皇位。这是高宗奉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封建的宗法继承制下，只有嫡长子才有继承皇位的权利。排行第九的高宗本来没有资格登基即位，徽、钦二帝“北狩”，他才有了这一机会。如果高宗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金人可能放归两帝，这时高宗势必处于两难境地，会严重威胁到高宗的皇权。因此，钦宗回归，成为高宗心理上的“软肋”，也是他心中之大忌。以李纲为首的抗战派上书言事总是以迎回二帝为口号，违背了高宗心愿，因此很快被罢职。金人很好地利用了高宗的这一“软肋”，当南宋取得抗金战争的阶段性胜利时，金人就放出舆论，要放还钦宗，给高宗施加压力。高宗以称臣赔款割地等屈辱条件讨好金朝，签订绍兴和议，获得金人的正式册封，彻底阻止了钦宗南归。
再次，南宋初军事力量薄弱，社会秩序混乱，财政匮乏，不能有效全面抵抗金军。南宋政权建立时，对外要应付南侵的金兵，对内要平定流寇叛将的骚扰和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南宋政府所掌握的军队已经被女真铁骑摧残殆尽，军队不仅数量少、不集中、又没有统一领导，且“军政久废，土气怯惰”。朝廷统御失策，将领各怀异志，军队没有战斗力，军中不战即降、临阵脱逃者，不可胜数。在南宋弱金强的情况下，高宗感觉无反手之力，悲观地选择了投降主义。
最后，投降派对高宗投降思想的迎合，对高宗的投降主义心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高宗的投降主义得不到近臣的支持与执行，高宗的投降主义思想就会倍感压力，高宗在多数时间里选择主和派来领导朝廷的运转，先是有黄潜善、汪伯彦得宠于高宗，排斥主战派，他们不以国家大局、民族利益为重，而是把聚集家财、请功邀赏、高官厚禄作为奋斗的最高目标。他们不作战守之备，隐匿军情不报，迎合退避之策，力主高宗南迁。后是秦桧为相18载，他深知高宗懦弱恐金，为得到高宗的信赖，劝说高宗必须坚定讲和的决心，在求和中不惜一切代价，秦桧对高宗的劝导，坚定了高宗屈己求和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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