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高技术产业，是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一项基本方针。早在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就提出了“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的口号，并且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组织力量“向科学进军”。在新技术革命呼之欲出的6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又作出《关于工业发展的决定》，要求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提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看做“四个现代化”的中心环节。可以说，数十年来中国人民为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不懈努力。但是，迄今为止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展是不尽如人意的。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在执行“科教兴国”方针的今天，需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规划今后的道路，以免再走弯路。把数十年来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以适合高技术产业特点的方法去发展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的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在诸多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使高技术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地充分发挥建立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这篇讲话准备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常见的认识误区，便于以人力资本为重点，更有效地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以便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回顾中国过去历次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运动，人们不难发现，它们所采用的方法大同小异，就是以政府为主导，规划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点，动员物质资源和指挥科研力量进行“攻关”，并组织新技术到产品的转化。在过去数十年间，制定了许多个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等的规划，发动过多次科学和技术“攻关”的运动。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确定“攻关”的重点和为进行“攻关”分钱分物分人上。流行的观点是：把科学发明和技术本身的演进，看做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以为只要投入足够多的资金和人力，去开发和引进预定需要开发的各项高新技术，就能保证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对于习惯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的人们来说，发挥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动员资源和按国家意志分配资源方面的优势，由政府直接组织科学技术研究和新技术的商品化转化，就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了。把科学发明和技术本身的演进看做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的看法，来自一种想当然的肤浅推理：既然高技术产业是建立在高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当谈到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时，人们自然会首先想到技术自身的发展。然而，这种想当然的推理由于得到一种虚假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支持而在政策决定上具有强大的影响。中国人熟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只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才是本原性的东西，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所以从历史上看，技术自身的演进导致了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导致了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从当前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要求说，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用政府的力量去组织和指挥高新技术开发了。其实，现代关于技术和制度变迁历史的研究、关于技术进步与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理论，早就否定了上述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机械理解。例如，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曾经指出，18世纪以后西欧之所以首先出现经济迅速发展，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局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而这种比较完善的经济组织又是中世纪以来将近一千年间长期演变的结果。其中，英国表现尤其优异，其原因是这里的居民享有比欧洲其他地方更能抗拒当地政治、宗教或城市行会势力的压迫、垄断和横征暴敛的能力，因而身家财产比较有保障，也能比较自由地经营企业。以研究技术发展史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森堡用确切的历史事实表明：就技术本身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显然高于西欧，但西方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大大超过东方国家，原因是西欧在中世纪中后期建立了一套有利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19世纪初产业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增长体制作为基础。这种增长体制是在中世纪中后期的商业革命中逐渐形成起来的，例如，复式簿记是13世纪发明的，公司制度是在17世纪初出现的，等等。没有这种制度上的变迁，产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产业革命其实是商业革命的直接后果。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