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千秋史
答《天涯》杂志社问
载《天涯》杂志，2011年第4期
一，在我看来，您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和《天下》都呈现出一种“光明史观”，它区别于长期流行的中国“阴暗史观”（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专门讨论），特别是，您强调中国的天下制度有其制度优势，而并非仅是专制独裁。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能否最简要地概括中国长期历史的光明面？并简要概括这些因素如何成为中国长期发展的支撑？
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的“天下”制度确有其特殊的优势，我个人以为：所谓中国“天下”，由内地、边疆和四夷这三个部分的互动构成，而针对这三个组成部分，形成了高度特殊而灵活的制度，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郡县治理内地，以封建治理边疆和四夷。
例如汉代就是这样，所谓“边各自备，内郡专刑赏”，唐代也差不多，“内则诸卫将军，外则节度总管”，中国历代王朝平均下来有二百多年的寿命，秦、汉、唐、元、清更是欧亚大陆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帝国，这种政治奇迹的发生，当然靠的是制度优势，靠的是纲纪和法度，所谓纲纪法度，无非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政治路线、制度优势，而说到底，它靠的就是这种融郡县与封建为一体、融内地与边疆为一体的灵活而特殊的制度。反过来说，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危机，也主要表现为天下制度的危机：比如说，唐把治理边疆的封建制度用于治理内地，结果造成边将权重，遂致末大之患，内地则裂为藩镇，中央无能为力，导致军阀混战；而宋的偏颇恰恰相反，则是以治理内地的郡县制度治理边疆，以文官知州事，一切军事、财政、税收之权归中央，地方和边关陷入无能，于是在辽金的袭击下不能自保。
二，您特别推崇一些历史人物，例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反薄归厚、尚质省文”，更把王阳明的主张与毛泽东联系起来，更可谓“今人之中，独推毛泽东”，为什么？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就是选贤制度，即通过考试来从平民中选拔人才；这个制度从南朝梁武帝肖衍的时代就已经在尝试，到了唐代，就成为国家正式的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是好，我们历来重视教育、重视文化，自然就是这种制度好的一面的体现，不过这个制度另一方面来说也不那么好，因为如果考试和选拔的内容完全脱离现实、脱离生产劳动，脱离政治、经济、司法，那么选出来的就一定是大批的废物。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总起来说，就是这种选拔机制的产物，由于他们脱离现实、鄙视生产和实践，所以中国就不能产生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晚清的郭嵩焘曾经这样刻薄地说：“故夫士者，国之蠹也。”
今天看来，中国的士大夫，大部分属于乡愿，即他们读书不是为了求真理、求信仰，乃至求知识，而是为了求功名富贵，乡愿的主要特征就是媚世；当然，还有少数一部分是狂生，即狂放不羁者，他们有着磅礴的才气、甚至有着卓越的理想，但往往受到社会压制，怀才不遇，于是就把一腔才华、怒火全部转化为批判，结果他们一辈子都在批判，但却忘记了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更有极少数属于所谓“狷者”，那就是看破功名利禄、也看破红尘，从而转向内心修炼，“冷眼向洋看世界”，幻想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成为世外高人。
这三类人：乡愿、狂生和狷者，构成了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群像，只不过王阳明则是其中例外中的例外。
王阳明不是乡愿，因为他早就当官当的不耐烦了，他年轻时候可以说算是个狂放不羁的大才子，后来也曾经讲过内心的修炼，但是，他非但没有仅仅把才情转化为口诛笔伐的批判，也没有看破红尘而主张无为，相反，他把他的思想和才情转化为实践，转化为事上磨炼和为老百姓办实事。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嘉靖七年，即1473年－1520年，阳明享年57岁，并不长寿；但他一生却横跨了1500年世界史的大转折时代，更处于明代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很重要－－因为假如说中国的士大夫都走了阳明那重视实践、重视躬行、重视实事的道路，则可以想象，中国也会产生近代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
我们知道，康德为欧洲的市民社会设置了道德法则，而实际上，阳明也力图在批判士大夫阶级的基础上，为中国的社会精英设置道德法则，而这种道德法则，归根到底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精辟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从这个角度看去，“去人欲，存天理”的“去”字，其实也就是康德所谓“三大批判”所谓的“批判”，“批判”是两字，“去”是一字，意思相同。不同的只是：康德的“批判”主要是通过纸上推演，而阳明的“去”则更强调事上磨炼而已。故阳明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怎么叫做“百死千难”？廷杖四十、万里流放贵州龙场驿，舍生忘死平定朱辰濠叛乱，只手扶起明社稷，这是生活中的“百死千难”，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不断突进，这是精神上的“百死千难”。
近代以来，人们服膺这样的看法：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故政治家、改革家中有崇高信仰者是不多的，道与术、正义与权力、知与行的冲突，这方才是研究政治史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课题。而王阳明的政治实践与他的信仰一体的，即他的政治实践是有信仰基础的，而对于已经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而言，乃至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而言，要避免成为“乡愿”，重新思考王阳明是有意义的，正如今天重新思考毛泽东、重新思考康德、马克思是有意义的一样。因为现在我们也是乡愿太多，口头的批判太多，冷眼向洋袖手谈心性的太多，而主实践、主事上磨炼、主张“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样的人太少。
所谓“我心即是民心”，与民同心，斯为大同，这就是知行合一，达到这样境地的人物，也就是我们所谓“圣人”。而这样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乃是第一流的、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他们是有信仰的行动者。在我看来，毛泽东便是这样的人物。
马克思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家必定是某个阶级、某个民族、某个集团利益的代表者，这便是阶级社会里政治活动的一般特点，因此，政治家一定是有敌人的，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C？施密特认为他的这句话简明地说到了政治的实质。有人骂毛泽东、甚至恨不得焚尸扬灰而后快，这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当然有他的敌人，而且这些敌人一般总是很强大的，只不过毛泽东统统藐视他们而已。而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那些敌人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性的，即他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斯？韦伯将“以政治为业”与“以学术为业”作了区分，他的意思是说，政治家一定是有敌人、有爱憎的，政治家是爱憎分明的，而学者只有读者与学生，学者一定是客观的，但实则不然；只要是在阶级社会里，学者一样是有敌人的，马克思是如此，韦伯自己是如此，甚至不才如我等写了几篇流水文章者，竟然也是有敌人的，这些敌人同样未必是学术上的，而往往是出于政治立场使然。没有敌人的政治家不算政治家，那只是乡愿；没有敌人的学者不是学者，那只是个犬儒。
想一想1840年以来中国所遭逢的难局，实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扭转这个难局，靠的是一群民族英雄在人民群众中起到的先锋队作用，而在这些民族英雄中，毛泽东是打头的；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像毛泽东这样，为新中国牺牲了几乎全部的亲人，而他的后人没有一个做生意、发洋财的，“负衿而有天下，而子孙为庶人”，这样事，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话恐怕也只适合他一个人，世界上的领导人，论读书、写文章和打仗，衡文论武，哪一个能比毛泽东？随便举个例子：毛泽东能够飞鸣镝号令千军万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谁能复现这样的军事奇迹？而今恐怕能说清楚“飞鸣镝”是指什么、语出何典者，也未必有几个人。毛泽东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由落后挨打走向了和平发展，这个世界上，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现在毛主席死了，有人就骂他骂的不象话，这就是典型的“打便宜拳”的国民劣根性－－你看美国有那么多无聊分子骂华盛顿、林肯吗？日本有那么多人给天皇造谣吗？人说美国人讲公德、日本人守纪律，有些中国人则心理阴暗，这话不错。所以，在各种场合说一点公道话，这不过是尽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本分，而且，如果以为这只是为维护毛泽东个人那就错了，这当然不是为毛泽东个人辩护，而是维护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包括经济制度、人民币制度、军队制度、多民族共和、政治协商、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作风等，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公德，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遵守的起码的组织纪律；实际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还要什么人来辩护吗？生固欣然，死而无憾；花谢还开，长河不断；我兮何有？谁与安息？日月经天，何劳寻觅。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美国有华盛顿、林肯，德国有马克思，俄国有彼得大帝和列宁，中国的毛泽东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知道、都承认的人类英雄；因此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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