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独秀的“阶级”概念看其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及思想困境
作为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风云人物和争议人物，陈独秀历来得到研究者的关注。虽然对其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其思想性的被关注程度，至少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而削弱：一是其作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革命家的光环太过耀眼，“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样的标签太过突出，使其思想性被相对淡化；二是其言论中颇多激进、偏颇、武断之处，也使其思想性大打折扣。但若仔细梳理其著述，对其言论进行系统性的观察，则可发现，陈独秀不失为近代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这体现在：他不仅对国家、民族、政党、社会这类现实问题给予关注，也一直在终极关怀领域进行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体现了其对现代性的认知，以及对传统与现代、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视野；他试图进行的创造性的、突破性的工作，既体现了其在时代中的前沿性，也反映了那一时期思想家们的普遍困境。
本文将沿着史华慈、张灏等学者“秩序与意义”的思维框架，将陈独秀对宗教、阶级等问题的认知与思考，与其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观察，试图从多变的、矛盾的思想和言论中，梳理出其核心的问题意识以及一贯的思想线索，进而管窥民国初期思想家们所遭遇的时代问题与思想路径。
一“在世俗中维系信仰心”的思想焦虑
陈独秀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首先建立在他对现代性特征的清醒认知上。人生意义的最高境界是超越性，必然涉及对未知的神秘终极存在的体认，在神权时代，超越性、神秘性是显而易见且被普遍接受的，中国“士”知识阶层所信仰的“天”，和下层民众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对鬼灵精怪等的民间信仰，从不同角度上去向神秘主义寻求意义的维系。但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祛魅”成为大的时代主题，高贵、神圣都被消解，寻求人生意义，必然带来“在世俗中寻求超越”的理论难题。在1915年的《今日教育之方针》中，陈独秀首先力倡“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此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也。……古之所谓的理想的道德的黄金时代，已无价值之可言”。①一切思想行为，以遵从世俗化为前提，这正体现了他对现代性这一大时代方向的认识和理解。
陈独秀虽然不支持信仰宗教，但认为国民“不可无信仰心”。②神圣消解之后的价值何在，令其感受到困惑。这样的困惑，集中表现于陈独秀与康有为关于孔教的论战。可以说，虽然两个人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实际上两个人有各自正确的一面。康有为从根源上认识到了教权缺乏的危害与重塑教权的重要性，侧重于对“必要性”的论述，虽明知复立教权这一举措的可能性极其微弱，但仍本着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精英使命感，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人”心态去力倡设立孔教。而陈独秀的论述则偏重“可能性”，他所总结的“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教界伟人，不生此土，即勉强杜撰一教宗，设立一教主，亦必无何等威权，何种荣耀。若虑风俗人心之漓薄，又岂干禄作伪之孑L教可救治？”③正是看到了康有为的目标在祛魅后的现实世界，尤其是在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中国所遭遇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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