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渊雷，1908-1995，原名中常，字仲翔，号钵翁、遁园，浙江平阳（今属苍南）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被判重刑。在狱中刻苦自学，并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抗战期间，曾设法为延安提供大量药物和医械。建国后，供职于上海市军管会，旋任华东师范大学、黑龙江师范学院教授，兼任全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唐代文学会理事等职。代表作有《读史举要》、《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
    房鑫亮，浙江慈溪人，1954年生于上海。1979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后师从苏渊雷、刘寅生教授，1986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教授，治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著有《何炳松传》，参与编校《何炳松文集》、《苏渊雷文集》和《王国维全集》。

    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其前身包括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80多年来，这里先后汇聚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建树与学术影响的学者，如吕思勉、施蛰存、冯契、徐震塄、许杰、吴泽、王元化、苏渊雷、陈旭麓、李平心、戴家祥等。在几代学者的前后传承中，华东师范大学不仅在人文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逐渐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其特点包括：注重学术积累、鼓励创造性思考、倡导严谨的学风、贯通中西之学，等等。收入文库的学术著作，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以上传统，其作者既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又在相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文库中的著作跨越了20世纪的前半叶与后半叶，它们融人于学界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学术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呈现某种同步的形态。从中国现代学术的演化看，近代以来，中西之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二者的联系首先不是一个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在近代以前，中西之学是在相对独立的形式下展开的；除了明清之际等短暂的、零星的接触之外，二者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但到了近代后，情况有所改变，西学的东渐以及中学对此所作的各种回应，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事实上，随着西学的东渐及中西之学的相遇，西学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参照背景和视域，并在实质的层面与形式的层面使其不断取得新的形态，后者同时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学术的开放性。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收入文库的著作，也体现了类似的视域，其中凝结的研究成果，则从不同的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注入了实质的内容。

    （二）会通文史，创明类例，提高了学术专著的水平
    三人著书，各标“通”号。知畿以汉儒集白虎阁通论五经异同，及汉求司马迁后封“史通子”二事为立名的依据；郑樵则取法“孔子总《诗》《书》《礼》《乐》会于一手，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瓣香司马通史，提出“会通之义大矣哉”的口号；学诚《释史》，首揭《大易》“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立论，发挥道术求通的必要性，倡导通史，为郑樵张目。其渊源所自，固可上挹汉梁，远溯孔氏，但刘知畿《史通》一书，实在是一种推动和鼓舞的力量。
    知畿所谓“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万有”的气派，“深识之士，成其一家独断”的提法，正是贯穿《史通>全书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史通》一书的基本精神所寄，而且也为郑樵，章学诚等所批判地继承发展下来。我们只要读一读《通志·总序》、《十五略小序》和《文史通义》的《原学》、《博约》、《史释》、《释通》几篇，就可恍然于他们三人对“通识”、“会通”、“通义”的理解，到达怎样的程度了。
    通是一种包括分析、综合、批判相互为用的认识总过程的结果。“知类”之先，必须经过“知要”的阶段。那么如何分析矛盾（探赜），摸索规律（索隐），就成为十分必要的工作。我们读《史通》，看他是怎样“辨其利害，明其善恶”：《六家》、《二体》揭出笼罩全书的大旨；《直书》、《曲笔》，显出立言鲜明的对照；“书事纪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这些指的是总倾向。至于：究《载文》之失，则分为五；述《书事》之烦，则分为四；举《模拟》之例，则日“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论《杂史》之流，则区为十类，为史部目录家别开生面。这些又是通过“博采”“善释”“兼善”“忘私”种种过程而获得的。
    再看郑樵，论通史五体之类，则说“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论断代之失，则指出“重复”“隔绝”，“异则相夺”，“同则相与”，乃至“颠倒曲笔”之嫌。集中概括，要言不烦。所谓“例类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通志·校雠略-》）是也。这不但指校书言，推而至于分别一切事物的类例，亦是一样。《二十略》中，于《氏族》，则推广为三十二类；于《六书》、《七音》，则分为“独体”、“合体”、“主从”、“母子”、“眼学、耳学”，以驱天下之语言文学。这些都是郑樵独见别裁、创通义例的典型。
    学诚晚出，所凭藉者深，理论更加精纯。其日：“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汉人以通为标目，梁人以通人史裁……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释通》）不啻夫子自道。例如《书教》发“记撰注述，圆神方智”之论；《诗教》揭“后世之文体备战国、战国之文源出六艺”之说；《史释》则推明“府史”与“五史”皆守掌故而无异义；《释通》则论证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三弊；乃至《原道》阐“道有自然”，“道器合一”、“道始三人居室”之旨；《原学》辨“学问”，“词章”，“义理”之同源；《答客问》论“独断”、“考索”、“比次”之异用，都是学诚深造自得的创见，是真能“深悉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的议论。至于《古文十弊》之痛下时文针砭，《修志十议》之建立方志体系，更是众所周知的了。会通、创例、探赜、索隐，正是“寓诸子于史裁”的著作方法。《史通》、《通志·二十略》、《文史通义》诸书，通过具体的实践，在我国文史批评学上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不能说不是“诸子”降而为“文集”后.一千多年来罕见的例子。当然，他们的“会通”思想，在史学观点和编纂学上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进而企图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能强求于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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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贡献
中国禅学史·早期禅法
附录
苏渊雷先生小传
苏渊雷先生著述目录
整理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