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充对风水现象的诘难
作为风水现象的一种原初形式，“讳西益宅”、禁忌“太岁”、和“五姓图宅”确实包含了较为浓厚的俗信成分。对此，最先并且也是最系统地、最有说服力地去加以批判的，是东汉著名的无神论者王充（27—约97）。
王充，字仲仁，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少游洛阳太学，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职家居，从事著述。所著《论衡》85篇20余万言，于批判宗教神秘主义尤力，其中涉及风水问题的共有3篇，即《四讳篇》、《难岁篇》和《诘术篇》。
在《四讳篇》中，王充首先对从春秋到东汉社会上所流行的“讳西益宅”——禁忌在宅院西边增建房舍的习俗，进行发难：
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谓之凶，益西面独谓不祥，何哉？西益宅何伤于地？何害于宅神？今言西益宅谓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恶人西益者，谁也？益东家之西，损西家之东，何伤于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犹人也，人之处宅欲得广大，何故恶之？而以宅神恶烦扰，则四面益宅皆当不祥，诸工技之家，说吉凶之占，皆有事状：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岁月；祭祀言触血忌；丧葬言犯刚柔，皆有鬼神凶恶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祸。至于西益宅何害而谓之不祥？不祥之祸，何以为败？
经过一连串的排进反问，王充将一切潜在的论敌都逼上了“楼”，然后才搭起“梯”来，对他们说：于理虽谬，于情可原，请“下楼”吧：
实说其义，不祥者义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长，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宅，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于义不善，故谓不祥；不祥者，不宜也；于义不宜，未有凶也……宅者，长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讳！
说了半天，原来是因为西方为上位，为“长老之地”“尊者之位”，而一山不容二虎，“西益宅”会有碍家庭成员间的尊卑秩序，故此需要运用修辞手法将“不宜”说成“不祥”，通过恐吓，予以约制。显然，这里王充反对的不是“讳西益宅”这种具体行动，而是“谓之不祥”这一修辞方法。
避忌太岁，是东汉时期民间的又一俗信活动，后来，不入风水主流的“大游年理论”就是在这种民俗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对此，王充也大看不惯。他以为：“俗人险心，好信禁忌，智者不疑，莫能实定。是以儒雅服从，工伎得胜，吉凶之书伐经典之义，工伎之说凌儒雅之论。”为此，他要正本清源，力扭风气，“总核是非，使世一悟”：
实问：避太岁者何意也？令太岁恶人徙乎？则徙者皆有祸。令太岁不禁人徙，恶人抵触之乎？则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岁之意犹长吏之心也。长吏在途，人行触车马，干其吏从，长吏怒之，岂能抱器载物去宅，徙居触犯之者而乃责之哉？……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仆死，何以知非触遇太岁之出也？为移徙者，又不能处；不能处，则犯与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则其行与不行未可审也。
既然“避太岁”如此荒诞不稽，可是，为什么又流传不绝呢？对此，王充的解释是：“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触岁，触岁不能不得时死。工伎之人见今人之死，则归祸于往时之徙。俗心险危，死者不绝，故太岁之言，传世不灭。”其实，他的这一解释有点牵强。依我看，人们之所以认为太岁之神在不同的年岁中，位于不同的方位，主要还是和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有关——万事万物皆在运动，作为其中一个分子的天神，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也需要经常走动，巡视各地，一如他们的某些“干儿子”——天子有东西二都或南北二京一样。
如果说“讳西益宅”、“避太岁”虽和风水有关，但也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禁忌而已，那么，“五姓图宅”却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风水理论。对此，王充在《诘术篇》中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驳诘：
夫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耳。其有宅也，犹鸟之有巢，兽之有穴也。谓宅有甲乙，巢穴复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独在民家，不在鸟兽何？夫人之有宅，犹有田也，以田饮食，以宅居处。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后宅，田重于宅也。田间阡陌可以制八术（似指井田制），比土为田，不可以数甲乙，甲乙之术独施于宅，不设于田，何也？
王充认为，“古者因生以赐姓”，各种姓氏的起源皆带有偶然性，而起名也大多以“信、义、像、假、类”为多，以寄托人们的某种愿望。因此，按照发音时的口型不同，将姓氏归入“五音’’（宫、商、角、羽、征）中的某一个，进而以此确定住宅方向的所谓“五音图宅”，不知从何说起？又有何根据？
在谶纬迷信横行的东汉时期，王充对“讳西益宅”、“避太岁”和“图宅术”这些早期的风水现象，能做出如此深刻、如此富有逻辑性的驳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然而也和古代其他唯物主义者一样，由于时代的限制，他还没有能力完全超越自然定命论和历史宿命论的牢笼，从神学的世界观中彻底解脱出来。例如在《论死篇》中，一方面他大批当时流行的有鬼论——鬼是人死后的精气变成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把人的富贵贫贱和生死寿天都归之于个人最初所禀受的自然之气，认为：“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地，故谓之鬼。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也。或说，鬼神，阴阳之名也，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神者，申也。申复无已，终而复始，人用神气生，其死复归神气；阴阳称鬼神，人死亦称鬼神。气之生人，犹永之为冰也：水凝为冰，气凝为水；冰释为人，人死复神”。这种将生命比拟为气的说法，为图宅术的继起者——专门寻求生气之地的风水说的诞生，提供了一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哲学框架，结果，虽然为图宅术敲响了丧钟，然而却并没有使风水术式微。相反，倒促使它进入一种比较高级的阶段。对此，王充若地下有知，也许会大发“异化”之感慨吧！
2．嵇康对“诘难者”的诘难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魏谯国锤（今安徽省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音乐家和思想家。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因愤慨于司马氏篡政夺权，绝意仕进，弹瑟咏诗，隐居山林。
在哲学上，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主张人应该回到自然中去。他的论文深为鲁迅所推崇，认为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相背，能打破传统的偏见。著作有《嵇中散集》十卷。其中的《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一文，在风水批评史上颇有名气。
从经历上讲，嵇康和王充有些相似，晚年都绝意功名，弃职闲居；从哲学观点上讲，二人也十分相似：都认为万物皆由气生。然而在看待相宅问题上，二人却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精神。王充犹如外科大夫，他以冷峻的态度让“求诊者”去透视，待确定病灶位置，然后推上手术台，划开腹腔，切除病灶；而嵇康则像一个老中医，他面对求诊者，看看他的脸色，望望他的舌苔，把把他的脉搏，问问他的情况，待对一切有了足够的了解，然后说上几句阴阳失调，功能有碍的话，开上几服药，便告完事。他的这种飘逸、达观的性格，使他在看待风水问题时，表现出一种为当时知识界所少有的宽容和理解。
这是一篇针对友人的“宅无吉凶”的观点所做的答复文字，所以，虽为驳论，可是语气却十分轻松、十分自然，恰似一对老友炉边话闲，娓娓动听：
夫神祗遐远，吉凶难明，虽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寝答于来问，终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显仁于物，藏用于身，知其不可，众所共非，故隐之彼非所明也。吾无意于庶几，而足下师心陋见，断然不疑，系决如此，足以独断。思省来论，旨多不通，谨因来言，以生此《难》。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无自理之道，法无独善之术。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礼乐政刑，经常外事，犹有所疏，况乎幽微者耶！纵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滞，立端以明，所由武断，以检其要，乃为失微；若但撮提，群愚难明，蠢种忿而弃之。因谓无阴阳吉 凶之理，得无似噎而怨稼穑，溺而责舟楫者耶！
友人认为，相宅犹如卜筮，可以用其测吉凶，而不可以“为吉凶”。对此，嵇康回答说，相宅和卜筮表面上看起来相似，实际上却有本质区别：
卜者，吉凶无豫，待物而应将来之地也；相宅，不问居者之贤愚，惟观已然有传者，已成之形也，犹观龙颜而知当贵，见纵理而知饿死，然各有由，不为阍中也。今见其同于得吉凶，因谓相宅与卜不异，此犹见琴而谓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纵如论宅与卜同，但能知而不能为，则吉凶已成，虽知何益？
友人认为：住宅原无吉凶，平民百姓即使营建公侯宅第，也肯定不能贵为公侯。对此，嵇康回答说，应该这样来看问题：即不认为吉宅可以独立得福，只认为君子既有贤才，又卜其居，复顺积德，则可以大吉大利。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农民，既善于种庄稼，又选择沃土，复加耕耘就会获得好收成。现在，见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便认为宅无善恶，这和看到种田人不能获得大丰收，便认为田地贫瘠有何区别！须知，良田虽美，而稼不独茂；卜宅虽吉，而功不独成。“今信征祥，则弃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则绝阴阳之吉凶；持智力，则忘天道之所存。此何异识时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谷乎？是故疑怪之论生，偏是之议兴，所托不一，焉能相通！”
有感于孔夫子大耍滑头，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乱力”，对幽明之隔存而不论，于形而上学无所贡献，却大受后人香火；而堪舆家涉足鬼神，通开幽明，言前人所不言，道前人所未道，到头来，反而落个一身不是，受人责难。嵇康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所以就在文章结尾，就应当如何对待“宅有吉凶”的问题，谈了一些原则性的看法：
天地广远，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众也。今执辟谷之术① ，谓养生已备，至理已尽，驰心极观，齐此而还，意所不及，皆谓无之，欲据所见，以定古人之所难言，得无似蝼蛄之议冰耶……吾怯于专断，进不敢定祸福于卜相，退不敢谓家无吉凶也。
嵇康已作古一千七百多年了，然而他的这种不“欲据所见，以定古人之所难言”的学术态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无新意。
1．风水？宅基选址
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环境和中心事物作为两个不同型的系统相互作用着，并由此构成统一体。
人类的生产、生活系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制并反作用于周围的环境系统，人类社会系统首先直接或间接地由环境中输入劳动对象，并在技术和自然力的协同作用下对其加工重组，最后又以种种物质形态输出到环境系统中，作为环境的新生要素。人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正是堪舆学的研究对象；而如何对外在的环境系统进行选择，则是风水阳宅理论的核心内容。例如风水名著《阳宅十书》第一书“论宅外形”，就专门讨论的是住宅的环境问题。因为在作者看来：“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若大形不善，纵内形得法，终不全吉。”① 为此，作者主张将住宅的环境选择作为阳宅理论的首要内容予以论述。
总的来讲，住宅环境选择的理想模式是：地基宽平、背山依水，交通方便、景色优美（图52）。
正如一首歌诀所吟：“阳宅来龙原无异，居处须用宽平势。明堂须当容万马，厅堂门庑先立位。东厢西垫及庖厨，庭院楼台园圃地。或从山居或平原，前后有水环抱贵。左右有路亦如然，但遇返跳必须忌。水木金土四星龙，此作住基终吉利。惟有火星甚不宜，只可剪裁作阴地。”②这些是住宅选址的一般原则，即总则。围绕着这些总则，历代的风水先生推衍出了许多具体的细则，以适应各种环境要求。下面，分别对其中主要的细则进行叙述和评论。
——“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汙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之地。”对此，我们若抛开吉凶、贵贱等传统的、独特的修辞手法不谈，单就景观和功能来说，也不能不承认它确实是一种“最贵之地”。你看，它的左边有淙淙流水，既解决了饮用洗涤等问题，也给住所平添了一处自然景观，并滋润出草木以无限生机。你看它的右边，是一条长道，一条通向远方的坦途，这不就解决了大半的“行”的问题了吗？你瞧它的前边，是一洼“汀池”，看来，下排水也不成其为问题了。最后，你再仰视它的背后，那里有一座气象万千的丘陵，它犹如玉泉山之于颐和园，无需宅主把它搬到园内，就可以为之而增辉，从而收到园林家所谓借景之效果。这样的宅地不是“最贵之地”，哪儿是“最贵之地”？
——“凡宅，东下西高，富贵英豪。前高后下，绝无门户。后高前下，多足牛马。”“凡地，东高西低，生气降基；东低西高，不富且豪；前高后低，必败门户，后高前低，居之大吉。”这些也不无道理。因为，宅基如果东高西低即左高右下，那么庭院内上午的采光量定然大为减少，而下午的采光量则相应增加。这在“夕阳”不如“朝阳”好的社会心理定势下，自然是一种蹩脚选择。何况中国内陆冬季多刮西北风，若宅基东高西低，而东西院墙又对称等高，那么院内接风量就必然有所增加，这对于以烧炭方式取暖的古人来说，不能不是个问题。因此，在无平坦宅基的情况下，宁可“东低西高，不富且豪”，也不能“东高西低，生气降基”。前高后低也同此理。因为，中国民居多朝南坐北，院门也多开在东南部。假如前高后低，即南高北低，那么，不仅采光不好，使宅内阴湿寒冷，而且外人造访进门后需要往低处走，视角会由仰转平转俯，这无疑将使宅主原应具有的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丧失殆尽。长此以往，即使“门户”不绝，也很可能患上抑郁症一类的心理疾病。因此，要想“世出英豪”、“多足牛马”，还得“后高前下”。
——“凡宅地形，卯酉不足，居之自如；子午不足，居之大凶。南北长，东西狭，吉；东西长，南北狭，初凶后吉。”此处，卯酉是指东西向，子午指南北向。子午不足，院落的长度就会短于宽度。那样，不仅景深不够，无美感可言，而且外人一进院落，走不了几步就到客厅，这对于从容待客（比如在不速之客造访入屋前，抹掉桌椅上的积尘，或者撤掉杯盘狼藉的餐具什么的）也极为不便。故自然不似“卯酉不足”那样“居之自如”了。
——“凡宅，东有流水达江海，吉；东有大路，贫；北有大路，凶；南有大路，富贵。”这是对交通环境的选择。所信奉之道理，有些是出于功能考虑，有些是出于审美要求，有些则纯是信仰使然。大约东为陶朱之地，“有流水达江海”，故意味“财源茂盛”。但东有大路，便主贫穷，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民居大门多开东南，倘若东有大路，则内气外泄，内财外流，因而主贫。“北有大路凶”的原因则可能是坐北朝南的民居，其正房位于院落的北部，因此，如果北有大路，那么，车马经过房后，定然喧闹不静，屋主人但闻其声，不见其影，白白受其影响，因而自然不是一种优良选址。相反，南为阳，南有大路，则大吉大利。
——“凡宅，居滋润光泽阳气者吉，干燥无润泽者凶”。“凡宅，不居当冲口处，不居寺庙，不近祠社、窑冶、官衙，不居草木不生处，不居故军营战地，不居正当水流处，不居山脊冲处，不居大城门口处，不居对狱门口处，不居百川口处”等，其道理都不言自明。
对于阳宅选址的具体细则，一首不著撰者姓名的《何知经》，也以设问自答的形式进行了详细而又生动的描述。其中有这样一些话颇可玩味：
何知人家贫了贫？山走山斜水返身。何知人家富了富？圆峰磊落皆朝护。何知人家贵了贵？文笔秀峰当案起。何知人家出富豪？一山高了一山高。何知人家破败时？一山低了一山低。何知人家出孤寡？瑟瑟侧扇孤峰斜。何知人家少年亡？前也塘兮后也塘。何知人家吊颈死？龙虎颈上有条路。何知人家二姓居？一边山有一边无。何知人家悖逆有？龙虎山斗或开口。何知人家被火烧？四边山脚似芭蕉。何知人家女淫乱？门对坑窝水有返。何知人家常发哭？面前有个鬼哭屋。何知人家不旺财？只少源头活水来。何知人家受孤栖？水走明堂似簸箕……
以上《何知经》中所提到的各种选择细则所奉行的原理也大都不出功能考虑、审美要求和信仰使然其右。这里就不一一加以甄别和说明了。
为了加深对风水阳宅选址理论的认识，下面，笔者根据《东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登载的章晓宇《福建漳浦赵家堡村寨形态研究》一文所提供的素材，进行个案分析。
据《漳浦县志》记载，赵家堡为宋太祖之弟赵匡美第十世孙闽冲郡王赵若和及其子孙聚族而居之地，故名“赵家堡”或“赵家城”。其位置在漳浦县东35公里的湖西畲族乡硕高山下。作为宋末逃亡闽地又隐姓更名的漳浦赵氏，在村寨选址上所考虑的因素远较一般村落复杂，不仅有风水方面的，更有防御和政治方面的。尽管如此，风水观念在赵家堡的选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却也不容置疑。
据明末出仕为官的赵氏后人赵范《硕高筑堡记》的记载：其祖居来龙“丹灶（山）一脉从龟山西南分结，次结傍灶山，延袤达百余里，人才生其间者……俱钟兹地灵，而余之新居硕高山亦其分支也”（图53）。
赵家堡依硕高山为主山，以西南长而高的龟山——丹灶山脉为龙砂，以东北一里内的低平小山为虎砂。这种选择不仅符合风水察砂理论中的青龙宜高、白虎宜低的说法，而且在实际中，对防避当地高温时节盛吹的西南湿热信风也确有一定作用。
就水口来讲，官塘溪也极合“地户关闭”的风水原理，恰如《硕高筑堡记》所言：“水口两峰，南曰崇山……北曰东林……巍然捍门巨障，尤称奇哉！”
点穴是阳宅选址的高潮。在这里，穴即位于该堡基址。而其正对的西北方较远的龟山，则为朝砂；近处之大庵山、虎山则为案砂。整个城堡呈坐东南、面西北的特殊朝向。如此选择宅基朝向，除了风水方面的原因外，很可能寄托着漳浦赵氏族人顾祖望乡、企盼返回中原重振宋室的政治意图。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赵若和初建赵家堡时，将楼堡命名为“完璧楼”，可以得到暗示：完璧者何？归赵也！
至此，可以解释赵家堡为何选址于硕高山下而非湖西盆地中的其他地方。众所周知，风水理论本身即是中国人传统封闭型聚落形态观的体现，而赵家堡所处的小地理环境与湖西盆地的大地理环境所呈现的围合感（图54），
正符合此种要求。因此，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孕育下而又独具特殊家族背景的漳浦赵氏，最终较大规模地将家宅营建于硕高山下，可以说是营建者深受风水观念支配而为振兴家国所做的合乎逻辑的选择。
3．风水？庭院组合
在旅华的外国游客眼里，中国汉族民居给人的最初印象并不佳，它们千篇一律，单调乏味，设计雷同，别无可取。
这些城市住宅区的正面给行人一种极度单调乏味的印象。人们通常只能看到高矮大小不一的屋顶和掩映其间的树梢，至于房屋的其他部分，因为有院墙遮挡，就几乎看不到了。①
至于说到汉人的建筑艺术，在中国西部地区并不显得别致多样。建筑物的式样以至布局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不管是居民住房也罢，政府机关用房或庙宇也罢。建筑的布局是这样的：在院落深处正对着大门，是长方形的正房。大门左右两边则是两座类似的厢房，与正房成直角。这些房屋的前墙是木条栏栅状的，用纸糊着，墙上开有门，其他三面砖墙上别无门窗。所有汉族人的住房都是按照这种布局修建的。其区别仅在于大小不同，雕饰图案之复杂精美程度不一而已。②
然而，如果他们能走进这些大小不同的四合院里，仔细看看，那么，则会感受到，在这些貌不惊人的庭院里面，却蕴藏着一种独特的美学魅力。诚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我们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③ 而赋予庭院以此种魅力并以此开创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建筑文化的功劳，除部分可归之于建筑匠人（木工、瓦工）外，大部分恐怕还得归之于风水先生。因为如何对庭院内各建筑要素进行合理组合，是风水阳宅理论的主要内容，我们从任何一部风水通论著作中，都可以查阅到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观念很重，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如同乡、帮会等常有拟似亲属组织的现象，甚至政治、教育亦受影响。相对于欧美国家重视团体观念，讲究个人在各种团体中的权利义务，中国自有其文化上的特色。中国文化是以其人性自然而稳定的亲情，作为内圣外王的整体思想的根基，使血亲的讲究上接文化的讲究，使家庭观念因此被扩充、被导向文化的意义，血脉的永恒与文化意义的永恒于是贯通一致。这一切，折射到建筑上，就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对外封闭的中国合院格局。小到寻常百姓家，大到寺院、书院、村落、都市以及城外的山峦形态，大都以这种合院格局为共同基础，其区别仅在于规模、用料和精美程度不同而已。
合院式住宅的一般格局是：（1）建筑物以三合或四合排列，中围一院。（2）建筑主要朝院，以院解决通风、采光、排水、交通等需要。（3）以墙、廊联系或围绕建筑，成一合院。合院对外封闭，大门尽量朝南，北面较少开口。（4）一个合院规模不足，如需扩大，以重重院落相套，向纵深与横向发展。如此一来，纵深形成一进一院交互的关系，横向也形成一顺一跨院的关系。（5）交通系统，主要随着屋檐做格子状分布，不下雨时自然可走庭院。南方有时屋内靠庭院一边，也形成一屋内交通系统。（6）在合院群中，纵向有明显轴线意味，横向则左右大体对称。主要建筑物如厅、堂、长辈住房等，排列中心主轴线上，附属房屋则位居次轴。轴线上的前段，一般以“前公后私”、“前下后上”为原则，把对外的房间与下房放在前头。（7）在思想呈现方面，除了“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的位序外，自然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堂屋的设置最为独特了（图61）。④
以上这样的四合院格局，是风水阳宅内形理论的主题所在，只不过风水先生表述时采用的是合之者吉、逆之者凶的独特修辞手法罢了。
下面择其要者逐条叙述并评论。
——“凡人家起屋，屋后莫起屋，谓之停丧，损人口，若人住此小屋，尤不吉。”在中国人的位序观念中，一般前下后上、前卑后尊。如果人家屋后起小屋，则势必打乱已有的尊卑关系，这在礼制为本的封建社会，显然不能容忍。然而在地皮相对紧缺的都市社会里，这条禁例有时也会被打破。例如北京过去有的大四合院就在正房的后面另辟长方院子，建低矮的后罩房[图61（a）、（d）]。
尽管如此，这些宅主毕竟还是相信“若人住此小屋，尤不吉”的说法，只将厨房、贮藏室以及仆役住房布置于此，并不自住。
——“凡宅起丁字屋，主无家，主绝人丁。”这里的“丁字屋”是指在堂屋东间（或西间）接连盖东厢房（或西厢房）。如此组合屋宇，虽然不至于“主无家，主绝人丁”，然而看起来很不舒服却也是客观事实。
——“凡宅起屋，前低后高，主发财禄兴旺。”此条与前已论及的宅基前低后高的道理相同，兹不赘述。
——“凡宅起披孝屋，即后面接连披盖是也，主横死人丁，退田产。”披孝屋又名焦尾屋，是指在原有的旧房之后用新椽接出后厦，由于新旧交合，同一房屋前后两部分使用寿命不同时到期，因此，以后若是重建，则新续部分也要随旧有部分推倒，这显然会造成不经济的后果。就此而言，断定“凡宅起披孝屋，主退田产”的风水说法，还是比较符合技术经济学的原理的。
——“凡人家住屋拆去半边及中间拆去者，谓之破家煞，主人不旺。”中国古代建筑多是木构架结构，即采用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这样的结构要求框架各构成要件之间必须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完整如一，以均衡地承担整个房屋的重量。因此，“凡人家住屋拆去半边及中间拆去者”，就可能打破框架体系的力量均衡，其严重者，确实会危及到住户的生命安全。如此看来，“谓之破家煞，主人不旺”，并不全然出于修辞需要。
——“凡人家宅，起屋莫要飞走一直，主忤逆、兄弟不和之人。”此条似就屋顶而言。屋顶，无疑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最美丽的部分。而其所以显著、重要和美丽，就在于它是一个弧形曲面。这种屋面不仅柔和优美，舒展如翼，而且因为上陡下缓，从而可以“吐水疾而远”，满足排水快而溅水远的功能需要，并且同时还可以矫正本来屋脊因透视而减低的倾向，使屋顶仍得巍然屹立。屋顶之于建筑，实如峦头之于龙脉，都是中国建筑文化特别追求“生气”的一种流露。因此，“凡人家宅起屋”，舍如此成熟的建筑文化的标志而不用，偏要“飞走一直”，就很可能意味着该户主人刚愎自用，为人硌涩。因而说其家庭主出“忤逆、兄弟不和”，也在情理之中。
——“凡宅，天井中不可积屋水，主患疫痢；不可堆乱石，主患眼疾。”这是因为不卫生之故，一所庭院若长期积水潮湿，自然容易孳生蚊蝇，传播疾病。
——“凡宅，侧屋不可冲大门，触秽门庭，主灾祸。”此条讲的是厢房与大门之间的关系。在三合院、四合院中，由于左右厢房互相面对，所以大门不可能直冲厢房正面立面。唯有在一正一厢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门、厢互冲的问题。此条意在劝诫人们必须把大门开在庭院的最前方（尤其是左前方），以延长院门到上房的距离，使行进路线尽量曲折，从而使住宅对外具有相当的隐私性。
——“凡人家宅，门上不可起楼，必主家长不利，官衙亦然。古云：门上起高楼，家长遭狱囚。又云：白虎位上耸一楼，注定家长忧。”前面说过，中国合院格局的位序是前下后上，前卑后尊，前低后高。而大门又多位于庭院前方，因此，如果宅门上起楼，其高度则会压住家长居住的并作为一院之尊的堂屋，这当然是一种违规行为，因而理应戒之。
——“火庵即是厨房、厨灶址，宜在宅凶方，不宜在宅吉方，此两言尽之矣。今世术者不知的当，纷纷立说，制度迁就，反复变更，或以新宅所建第一房为火庵，或以装卦第三爻为火庵，或以供祖先处祠堂香火为火庵，甚者以伏位福德为火庵，以宅吉方立火庵。殊不知窑烧九岭，火断八山，古人极言烟火之害，今人何乃误认火庵为吉地？”
俗话说，水火无情。预防水灾，是风水阳宅选址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对火灾的预防，则主要体现在庭院组合方面。由于所用的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堪舆家对“火立何方”的看法五花八门，差别很大。然而从实际运用情况看，则不外乎下列两种类型：（1）在大户人家，由于经济宽裕，住宅的各个房间可以单独烧炭取暖，因此多将厨房立在庭院的次要方位即所谓的“凶方”。如北京过去许多大四合院将厨房立在后院就是一例。（2）在小户人家，由于经济力量有限，房屋功能分化并不突出，其厨房多为兼用房间，即供做饭，也做住寝。尤其北方，在寒冷的冬季，还需要利用烧饭时的余热烧坑取暖。因此，多将厨灶立在“吉方”的东厢房里。甚至在某些孤寒人家，由于住房过于紧张，而社交、礼仪活动又不太多，有时还会把厨灶立在“吉方”的最贵之地——堂屋中。当然，这一般发生在实行“两灶制”的地区，即冬春两季将厨灶立在室内，而到夏秋之际，则将其移到室外开敞的简易厨房里。所以某些风水先生主张“制度迁就”，“以宅吉方立火庵”，虽然于防火水利，于美化庭院无益，然而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们不能为了理论上的完美无缺，而对众多的贫寒人家的家庭境况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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