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们用两个词分别来概括东西方教育终极奴标的差异：
中国教育的终极目标：君子。
西方教育的终极目标：大师。
中国高校的校训几乎都是来自儒家的经典，受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最深。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给政界输送人才，孔子学院实际上是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套豪言壮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儒家理想的政治家，跟探求真理的科学家、思想家没啥关系。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樊迟要学农业，被孔子骂为小人，没有出息，为什么不去当政治家呢？其实，影响今日生活最深刻的一门学科——基因科学，就是从种庄稼中发展起来的。
把提高道德修养作为教育目标，本身没有任何错。一个和谐的社会，特别是一个廉洁的政治，需要千千万万的君子。大家都可以明白，中国的教育在培养“君子”方面是否卓有成效，是否成功了？对此人们心里都有一杆秤。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培养“君子”为首要目标的教育是不大可能培养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的。
然而，科学求真的本身产生出巨大的“副产品”，就是不一定投入者都可以当科学家，但是养成了很多科学研究者的君子风度。科学探索中包含着协同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认真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尊重他人的道德风尚，接受别人检验的自律精神，造福大众的博爱精神。一个人具备了这些品性，不就是一个现代的君子嘛！我在东西方的教育界生活多年，不知道人家大学里、社会上的君子比咱们多多少，只觉得君子风度已经成了普通人的修养，处处都能感受得到。这是值得我们教育界借鉴的。
西方的大学特别强调学生要为社会服务，解决人类面临的科学难题。在斯坦福大学工程系新落成的大楼里，一根柱子的铜牌上雕刻着理兰德·斯坦福把家产捐出来建立学校的目的：“读大学虽然是为了自己的成功和荣誉外，更重的是肩负着为社会服务的希望和信任。”但是，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发明，毕竟是少数大科学家的事；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做些知识的继承和传播工作，过个文化人的普通生活。这种教育相当成功，相当深入人心。这些人大学毕业之后，以各种方式为社会服务。美国有种社会现象非常令人感叹，那就是做义工的人非常多，有些社区医院的运作，由于缺乏资金，基本是靠义工来支撑。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外国学生或者访学者，总能找到那些退休的老师来资源帮助你改善英语。很多中小学的事物，都是靠义工来做的。义工的队伍，从中学生到退休人员都有。在这里“雷锋”的事迹没有人去报到，因为太多了；没有人去提倡，因为已经成了很多人的自觉行为。
国内很多人可能对这种现象误解，认为他们有钱，吃饱了没事干，才会去做义工。这完全是一种价值观问题。其实，看看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是衣食无忧，无所事事，一天到晚忙着打麻将、吃吃喝喝。如果大家能把这些打麻将的时间部分用来为社会无偿服务，那么大家的生存环境就会大大改善。
东西方的校训深刻反映了两种文化的教育价值观，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方向。在培养道德高尚的君子上，东西方的教育则是：有意插花花不开，无意栽柳柳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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