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5卷起，编辑部开始采取轮流编辑办法。第6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6人轮流编辑，而此6人均为北京大学教授，且相当多的教授有办刊经验。
这样，《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杂志，真正蜕变成为以北京大学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
一方面，《新青年》倚重北京大学师生为其撰稿人，既收获了稳定的、高质量的内容，又吸引了如北大学生一样年轻的读者；另一方面，以北大教师和学生为主的撰稿人，凭借着《新青年》，不断生产着新的文化资本，并形成了以知识为中心的三层文化资本：第一层为名校学生资本。正如布尔迪厄所曾论述道：现代的学校体制以知识中立的方式，不断生产着以名校毕业生为顶尖阶层的知识分子等级体制。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拼命挤进像北京大学这一中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或出国留学，以获得显贵的教育出身。而来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或留学生，又形成一个半封闭的交往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自我认同，相互认可。第二层为符号资本。由《新青年》提供了一个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在《新青年》上，教师和学生相互讨论，展开论战，形成与以往不同的意识形态空间。第三层是文化成长资本。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为以后创设适合温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奠定了基础。
《新青年》的文字折射出“五四”时期的精英知识分子设计的现代化模式，即以强权为中心的，这一点与洋务运动、戊戌政变的理路存在着内在的相通。但这也是相对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国家强权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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