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曾经在日记中以十分朴实的语言表明了这样一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哪怕高山、大海、巨川，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入火海进刀山，我心甘情愿，头断骨粉，身红心赤，永远不变。”
雷锋精神在这里为整个民族树起了一根人生的标杆，将自己的人生彻底地归属于先进政党、全体人民、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如果形成了普遍的选择，将为现代化酿造出极为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诸多的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困难，只能够达成共识、集中力量逐步地、有序地加以破解。如果形成自由主义类型的文化氛围，社会个体均把自己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置于首位，社会群体均强调自己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社会各部门都竞相争夺发展的资源，认为这就是现代化的进步，而实际上又并不可能同时解决诸多问题，也没有足够的利益“蛋糕”切分满足需求，更没有充足的资源去促进全面的发展，这就必然陷入社会发展的陷阱，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个人、群体以及社会各部门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也是一些国家拷贝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所遭遇的困境。
雷锋的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共识和国家的整合。当整个民族团结一心，积聚力量，应对共同的困难和挑战时，可以说，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和没有应对不了的挑战！中国恰恰就是以这样的文化支撑来开拓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中国的现代化，就无法解释中国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又如此迅速地推进了自己的现代化。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预言的破产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困惑，则从反面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也有比较明智的学者得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著名的现代化专家、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谈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消除了许多严重不利于现代化的障碍……至少是从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地使人们服从国家的利益，正如它所说的，把国家利益置于家庭和地方的利益之上，而中国人从前从未做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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