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区政治的形成与近代以来出现的起义“响应”模式有很大关系,起义“响应”模式的特点是以一省为基础发起,然后谋求或敦促其他省份响应,共同达到某种政治利益,体现为省际或区域的政治联合与协作。这与传统农民起义、叛乱等采用的路线型发展有较大区别。前者的最大弊端是基本上不会触动每个地域政治单元内部的原有统治秩序,这成为各种地方势力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大区政治模式仍旧是一个社会表现,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有很多,例如传统的地方主义意识,近代的督抚专权,地方势力兴起等等。近代最早能够体现“响应”模式的运动是针对义和团运动的“东南互保”。这种模式成为清末革命党人较为倚重的一种革命形式。例如黄兴就曾提出:“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60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运动就是“响应”模式的体现。
民国初年的多数政治运动都体现了这种模式,例如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联省自治运动等等。各种地方势力均没有受到实质触动,成为影响国家统一的因素。直到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后,以肃清各省军阀势力为要义,路线型地发动北伐,才基本解决了全国统一问题。但由于孙中山的早逝,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的新军阀力量过度膨胀,对部分地区的军阀达成妥协,这种路线型发展的革命模式并没有持续下去,使得西南、西北等地的军阀势力仍旧保留下来,并曾于1932-1936年间形成以两广地方实力派为主体的“西南政府”,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和平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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