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要害性的批判下，行为主义地理学研究一度衰退，研究者纷纷向各自原先的传统研究复归（如商业地理、城市地理、政治地理）。然而，行为主义地理学的衰退，不应单纯看做“主义”之间的混战，更不是缘于个别学者的误解或中伤，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人文科学对人类中心性的普遍关注，必然触及主观性与客观世界关系的哲学问题。行为主义地理学既然致力于“有人”的地理学，研究主体和被研究的对象之间不具有截然分开的边界，必然触发关于是否能够找到关于人的“终极真理”的深层思考，思考的结果就是对是否可能构建出统一的行为过程理论框架产生怀疑。考克斯曾从认识论角度提醒行为主义地理学对把认知、偏好、选择的主观过程纳入科学实证主义框架，把主观个人和客观环境（社会）截然对立的处理可能是片面的（Cox，1981）。不仅如此，即便是三大“主义”之争，实际上也是在寻找主观与客观关系的新的诠释，同样说明了对“人”研究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这种研究大环境下，行为主义地理学遭遇的起伏在所难免。
7.4 行为主义地理学的复兴
构建统一的行为过程模型失败，并不能否认行为主义地理学的存在意义，相反加深了行为主义地理学应作为地理学研究方法论，即行为论的地理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认识（Golledge，1981）。到20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学呈现理论多元化趋势，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结构主义之间的对峙开始缓和。人本主义虽然能挖掘人与外部环境的深层关系，但需要借助小样本描述，难以得出普遍理论模式，结构主义过度强调社会结构，容易忽略个人能动性。总之，在不同思潮互相渗透的背景下，实证分析式的行为论研究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如此，认知研究和偏好一选择研究之间分离增大，使行为主义地理学从个人行为全过程理论化的过高目标中解脱出来，产生了更多直接用于解决地理学现实问题的成果（柴彦威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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