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艾伦，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最纠缠不清的黄金拍档，最有型的NBA球队老板，摇滚乐队主唱兼吉他手......1953年生于华盛顿州西雅图，曾就读于西雅图一家著名的私立学校湖畔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比他小2级但对计算机同样痴迷的比尔·盖茨，从此开始了两人爱恨情仇数不尽的人生，并开创了一个时代。
　　他们一起独占了湖岸中学的唯一一台微型计算机，通宵达旦编程，艾伦将编写商业软件的梦想蓝图描绘给盖茨，两个人一拍即合、为成为IT史上的明星先后辍学，1975年共同创立了微软公司。虽然微软的股票让艾伦在34岁就成为亿万富豪，但在公众眼里，他只能是世界首富背后的男人。当年艾伦也绝对想不到，当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多，盖茨会想尽办法将他驱逐出权力核心层。但这都不是最重要得了吧。1982年保罗·艾伦拿到自己罹患癌症的诊断书，转而投身他热爱的其他梦想。
　　离开比尔盖茨的保罗·艾伦，却活得更精彩。他是动漫迷们最爱的梦工厂的大股东。是西雅图海鹰和NBA的波特兰开拓者的老板。玩摇滚，玩航海，玩太空，玩冒险。即使罹患癌症，他却玩得不亦乐乎，完全忘掉病魔的威胁。他的妹妹朱迪·艾伦称哥哥“感觉不错，乐观依旧”——岂止是感觉不错，他比任何人都要更享受这人生！
　　保罗·艾伦——世界首富背后的男人，却是世界上拥有最完美人生的人：他实现了他所有的梦想！
　　保罗·艾伦现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的Mercer岛。

　　以下摘自书中第三章：
　　那年早秋的一天，我看到一个身材瘦长、脸上长着雀斑的八年级男生从人群里挤到电传打字机跟前，他四肢修长、精力充沛。从外表看，他像是个邋遢的预科生：穿着套头衫、褐色休闲裤、巨大的鞍型鞋，头发乱蓬蓬的。对比尔·盖茨，只需很短时间你就能作出三点评价：第一，他很聪明；第二，他很好胜，总想把他的聪明表现给你看；第三，他真的、真的很固执。第一次来过之后，比尔就不断来机房。有好些时候我们俩是机房里仅留的两个人。
　　比尔的家庭背景，即使是按湖畔中学的标准都算是很卓越的。他的父亲后来作了州律师协会的主席。比尔家的大房子位于距华盛顿湖约一个街区的地方，我第一次去他家时，感觉稍稍有些敬畏。他的父母订阅了《财富》杂志，比尔很虔诚地阅读它们。一天，比尔给我看《财富》的年度特刊，问我：“你觉得经营一家五百强的公司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不知道。比尔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公司。”那时他才十三岁，却已经萌生了企业家的野心。
　　我喜欢把眼前好奇的东西全都揽过来学习；而比尔某一段时间只将注意力放在一件事上。这个可以从他编程时的样子看出来——他坐在那里，嘴里咬着一支记号笔，脚掌轻拍着地面，身体摇晃着，丝毫不分心。他打字的方式也极为独特，就像长了六根手指，侧向一面胡乱敲打。曾有一张出名的照片，是我跟比尔初识不久在机房里拍的。在照片上，我穿着时髦的绿色条绒夹克和高翻领毛衣，坐在电传打字机前面的硬木椅子上；比尔则站在我旁边，身穿基本款的衬衫，聚精会神地竖着脑袋，在我打字时眼睛盯着打字机。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我则更像一个兄长，而这恰恰是比尔所没有的。
　　冬天慢慢过去，我和比尔也表现出我们俩是在C-Cubed公司的湖畔学生中最有毅力的两个人。一般情况下，都是父亲开车接我回家吃晚饭，我总是肯求留下来，有时得到允许，有时则被父亲拒绝。父母担心我的学习成绩会退步。我有几门课成绩已经下滑了，而对于我的计算机热忱，老师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教我计算机编程课的梅斯卓第老师这样写道：“保罗在计算机这门课上的表现是卓越的。他对计算机的运行原理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已远远超过一般学生。”但他给我的物理课期中成绩打了C+（虽然我在春季学期得了一个A），他用惋惜的语气写道，“保罗将所有的努力都放在了计算机上面，而以牺牲其他科目的成绩为代价。”
　　当仅剩我和比尔两个人时，我们会继续编写程序。饿坏了，就到街对面的有嬉皮士风格的“早晨小镇披萨”店；它的隔壁是一家便利商店，门口常常停着警车，几个警察在后面房间里打牌。我们俩或者在这家披萨店里大吃一顿，或者把披萨带回C-Cubed公司，但吃的时候要防备着不把油滴到电传打字机上。我们一直这样忙碌着，一直到所有人都已经离开，只有夜班操作员。有一次，我一个人待在计算机中心公司，忘了时间。公交车都停了，叫父亲开车接我又太晚；只好步行一个小时回家。一路上，有一只流浪狗一直跟着我；最后，父母不得不在朋友家里给它找了个安身之所。
　　对我来说，操作系统就是软件中的“圣杯”，是计算机的神经系统。它负责逻辑工作，让中央处理器进行运算：从一个程序转到另一个程序；给文件分配存储空间；从调制解调器、磁盘或打字机上移动数据。而且，除非是出了故障导致系统崩溃，你注意不到它的存在。
　　以下摘自书中第十一章
　　1982年6月1日，为了跟他讲明白我的想法，又不想因争论和讲道理而心烦，我决定给比尔写一封信。下文是信的节选：
　　大约两个月以前，我做了一个令我心痛的决定，我该离开微软了。史蒂夫劝我等你在一系列出差途后再讨论这件事……
　　我想你也清楚，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再也受不了恫吓或长时间的指责……几乎在我每一次试图跟你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时都会出现……
　　你的那些针对个人的言语攻击，对我的负面影响，是使我丧失了数百小时的工作能力……这么多年的积累，以及发生的其他一些事情，已经渐渐摧毁了我们的友谊，也扼杀了我们再继续合作的可能……我们以前的友情已经不复存在了。
　　三周之后，比尔雇佣了吉姆·汤恩担任公司的第一总裁和首席运营官。由于他们要经常互相近距离交流，所以比尔觉得有必要让汤恩用我的办公室。我没有反对，让出了办公室，自己搬到了大厅的远端。汤恩坐上了一个“针毡”：比尔经常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盘问他某些中断的开发进程的事。很快大家就发现，新任总裁缺少比尔需要的干劲。当比尔说“他没张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的时候，我知道汤恩的日子也不长了。果然，不到一年，汤恩就离开了微软。
　　夏天慢慢过去，我的办公室已经离比尔有近二十米的距离，也使得我更加远离了公司的核心。尽管我们谁都没说，但我知道，我们俩都明白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多久了。
　　1982年12月末的一个晚上，我听见比尔和史蒂夫在比尔的办公室里高声讨论着什么，就停下脚步听了听。很快我就弄清了事情的大概。他们对我近期缺席了公司业务而不满，并讨论如何通过发行股票期权来稀释我在微软的股权、将其转移到他们及其他股权持有人身上。很明显，他们已经考虑这个很长时间了。
　　我再也站不住了，就冲了进去，吼道：“真不敢相信！这才是你们的本性，全暴露出来了！”我是在说他们俩，却只盯着比尔一个人。因为是被我当场抓住的，他们俩惊得哑口无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我就转身离开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们的对话在我脑中不断重现，感觉越来越可恨。微软是在我的帮助下创建起来的，虽然目前我因为疾病耽搁了工作，可我还是公司管理层的在职人员。现在，我的合伙人和我的同事竟然打算榨干我排挤我，这毫无疑问就是唯利是图的投机行为。当天晚上，史蒂夫·鲍尔默学乖了，打电话给我妹妹朱迪，问能不能到我家来谈谈。“是这样，保罗。”我们一起坐下后，史蒂夫开始说道，“今天发生的事，我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发泄心里的不满而已。我们要做那么多的工作，只是希望你也能多做些贡献。但是股票的事是不公平的，我绝不会再提这件事，我相信比尔也不会再提了。”
　　我告诉史蒂夫，这件事已经给我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几天之后，我收到比尔手写的来信，有六张纸。写信的日期是1982年12月31日，这是我在微软全职工作、跟比尔共事的最后一年里的最后一天。比尔在信里对我无意中听到的那次谈话向我道歉。这封信的内容还展现了在比尔眼中我们的伙伴关系是怎样的：
　　在过去的十四年里，我们有过很多意见相左的时候。虽然如此，我仍相信，不论在特定决策方面还是在看待事物的整体观点方面，别的公司合伙人很少能有我们之间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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