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一个春日的早晨，南西·米特福德[1] 躺在床上自哀自怜。年届四十的她厌恶自己的人生——婚姻失败，写过三部无足轻重的小说，惨淡的销售成绩使她不得不在伦敦一家书店担任薪水低廉的助理。她想辞去工作，再写一部小说，但经济上负担不起。战时的食物配给导致她瘦得健康亮起红灯，现在，她正因严重的喉头发炎而卧病在床。
　　那天，在伦敦，烦闷无聊、缠绵病榻、沮丧泄气的南西·米特福德，写了封信给她的母亲。“我需要放个假，”她写道，“我的薪水这么低。”然后，出其不意地，她宣告：“我像疯了似的想到巴黎谋职。”她强调，这样的计划还是非常不明确的——你看得出来，这只是身为一个女儿的手段，目的是平息母亲日益加剧的忧虑。真正泄了她的底的，是那短短的一句喟叹。就在那里，那一页的下一句，独立出来的一个句子，有如歌词般的单单一行字：“噢，
　　为了住在巴黎，我愿付出一切！”如此这般，南西·米特福德吐露了将改变她人生的豪情壮志。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一个春日早晨的破晓时分，我，蹒跚、筋疲力尽、面无血色地，走过戴高乐机场的透明通道。在飞了二十四个小时后，我步下飞机，皮肤干皱如纸，头发硬如铁丝，一身旅行装束松垮垮、皱巴巴。
　　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个三十出头的阿尔及利亚人，浑身散发着犹如皇室般的尊贵气质。我们聊了一下。我试着提起劲儿，张开我那懒洋洋的澳大利亚嘴巴，表演法文元音和双元音的发音杂技。“澳大利亚？”他说道，“那很远呢！”还有：“你喜欢巴黎吧？当然了，人人都爱巴黎。”然后：“我，不爱，我不住这里，太贵啦。”突然间，他羞涩而温柔地说：“我老婆刚生了我们的第一胎，是个女孩。”他举起一张小小的拍立得照片，我倾身向前赞赏那有着一撮撮黑发的棕色宝宝。
　　“真漂亮。”我说，“她叫什么名字？”
　　“桑鲁卓。”
　　我欣喜地坐回位子：“那个说故事的女孩？《天方夜谭》里的那个？她的名字怎么念？再念一次。”
　　仿佛口中淌着蜜， 他用慢得叫人融化的速度再说了一次：“桑——鲁——卓——”
　　真好听啊！那么的柔美，富有异国风情。我跟着他复诵一遍。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他得意地对我微笑着。
　　“说不定她长大后会告诉人们关于她人生的精彩故事。”
　　“没错。”他说，“我老婆也这么认为。”
　　……
　　德梵夫人是所有沙龙女主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但这不是我对她感兴趣的真正原因。我在乎的是她创造出什么，以及更重要的，她克服了什么。
　　做好心理准备吧，因为接下来是一段绝望至极的文字。“先生，至于我自己呢，”德梵夫人对伏尔泰写道，“我承认我根深蒂固、悲伤地、不幸地感到生而为人的痛苦。在这人生舞台上，不论要我扮演何种角色，我都宁可拥抱虚无。然而，你恐怕会觉得矛盾的是，当我最终必须归去时，我对死亡同样满怀恐惧。”
　　这是真实的德梵夫人。她的沙龙是巴黎最欢乐的沙龙，她却有着二十世纪了无生气、空洞虚无的现代情调。对她而言，一切的一切都一样，不管你是国王还是乞丐，只要活在世上就是大大的不幸；这种不幸凌驾于一切的一切之上。
　　德梵夫人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驾驭“存在”这个难以忍受的负荷，但她无从找到安慰。即便还是个年幼的孩子时，她就看透了“神”这种概念。圣经反正没有品位，她也从不关怀大自然，乡下生活的乏味令她不耐。人际关系呢？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牵系往往是出于习惯或对彼此的需要使然，而非建立在无关利益的真诚情感上。她被安排嫁给一位乡下侯爵，在他身上或家庭关系里，德梵夫人完全找不到能赋予生命价值的东西。她的姐姐特地来到巴黎，住在附近就近照顾她。但当姐姐过世时，德梵夫人只说：“她是个好女人，但你对她不会有感觉。”德梵夫人从来不想有子嗣，还很高兴自己不曾将另一个生命带到世上，忍受这场漫长、空白、毫无意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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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梵夫人意识到存在所带来的道德与精神苦难，终其一生就这样痛苦地活着。她的因应之道呢？当然不会流于老套，不是自杀，不是宗教信仰，不是通过酗酒或吸毒来转移注意力，都不是，她选择了最不可能的生存之道，她选择了社交、欢乐以及理性。
　　德梵夫人将沙龙规范视为一种社会制度。她扬弃直觉、感性与自然之美，而选择逻辑、理性与人为艺术。她孜孜不倦地投入维护贵族的生活规范，这种规范的基础是广博的学识、简单的公平原则和信手拈来的机智。社交生活若非她的救赎，至少也成为她的止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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