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孙复、石介三人一般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学界多认他们为“理学先驱”，即他们的思想对宋明新儒学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首先，“宋初三先生”的思想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在政治上，边患频仍，女后干政，党争蜂起，中华正统和皇权至上都受到威胁，朝臣内部也因政见不同而党同伐异；在经济上，灾荒连年，兵事不断，民生维艰，宋朝为振兴财政而采取休养生息、屯田务农、改革榷法等政策；在文化上，佛老日盛，重文轻武，骈文流行，以儒道为己任的士大夫们力图通过推行书院教育立师道、兴儒学，更推尊古文以对抗骈文。“宋初三先生”也参与其中，这是他们思想诞生的重要背景。
其次，具体来说，胡瑗在解《易》的过程中大胆疑经，以儒言理，对形上学问题关注较多，对“理”的概念多有阐述；在其《尚书》学思想中，批驳传疏，以经解经，注重阐发“皇极”为本和五常取中而行的思想；在《春秋》学方面，则认为不用日月其实不明，倡尊王抑霸之说；在对《中庸》解释的过程中，他以性情学说贯之，认为至愚之人皆有善性，忠恕之道也不远人情，但需注意的是，他的人性论并非彻底的性善论，还具有性三品说的痕迹；在教育思想方面，主明体达用、分斋教学的理念，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参与教学实践，培养了大批人才；除此之外，他的音乐造诣颇高，主以尺生律之说，对《论语》也有一定的看法。
孙复的《春秋》学思想远承公谷，近取陆淳，也受到范仲淹的影响，认为《春秋》多贬而少可，怀疑经文，驳弃传疏；在道统方面，认为佛老虽患，但根本已固，不能完全将佛老驱逐出中国，他还区分佛老与儒学“无为”概念之差别，而他的道统谱系则相对比较驳杂；除此之外，他认为文道关系是道为本、文为用，在教育方面也重视教化，且认为教育要以儒道为本。
石介的易学思想对孔子之后易学传承的谱系有所梳理，并据此作出今之易学，出于费直的论断，在解《易》的过程中则多以儒理解释，而且对经文持信任态度，不似胡瑗、孙复多怀疑经典本身；在古文思想方面，石介积极参加古文运动，认为为文要以儒道为根本，且提出文必有源、文本诸识等看法；除此之外，他排斥佛老，树立道统，在《春秋》学方面也有与其师孙复不同的特点，倡有褒有贬之说。
最后，根据上述“宋初三先生”思想的研究，可结合三先生弟子及其传承情况和历代学者对他们的评价，对“宋初三先生”的学术地位作一客观合理的评价。从三先生弟子及其传承情况看，胡瑗之弟子最多，有继承其关注形上学方面的趋势而发扬儒家形上学之路向，以程颐为代表；有继承其性情之说而发挥儒家心性学说之路向，以徐积为代表；有继承其经学思想而固守师说之路向，以孙觉为代表；有继承其重时务之学而重政治实践之路向，以刘彝为代表。孙复和石介的弟子较少，但孙复之《春秋》学经过朱长文传到南宋《春秋》学大家胡安国，亦可见其学术脉络。更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三先生的弟子还参与了其他学派如二程理学、荆公新学等，据此也可看出宋初学派间的交流融通。历代学者如北宋之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等，南宋之朱熹，金代之党怀英，明清之黄宗羲、全祖望等对三先生均有评价，从这些评价中可看出，理学未盛之北宋初和金代，多从经学、教育角度评价三先生之功绩，而理学发达之后，则主要以朱熹之评价为标准，即主要从三先生对理学的贡献角度评价，《宋元学案》亦主要沿袭之。
总之，在笔者看来，“宋初三先生”在唐宋儒学转型过程中有其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诠释经典方面。在经典范围上既重视“五经”又开始关注“四书”，在解经风气上从信奉传疏到怀疑经传，在解经内容上从以三纲五常到形上性命解释；第二，道统排佛方面，在道统谱系上较为庞杂，在道统人物评价上提高了孟子和扬雄的地位，在排佛老方面既从现实危害角度排佛叉开始从概念理论角度排佛；第三，在形上心性方面，胡瑗提出和重视“理”的概念，他的心性学说具有一定的杂糅性，其弟子徐积的学问具有“心学”特色，孙复和石介也有一些对心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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