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鲁史官之书，故记事时亦必须迁就一些政治上的利害，如“州公”称“公”者，何休说是欲“由其尊，起其慢，责无礼”，太炎则说那是因政治上的缘故——“周世诸侯多因夏殷旧封，时王未黜其爵，春秋无容施贬也”。又如《春秋》在鲁庄公之世，书涉王室者少。太炎解释日：因“鲁国首抗王命”之故，不能多载，他无深意。又《春秋》记载列国之君，有分正伪，或序其名位者，太炎的解释是“视乎鲁之邦交”而定，不必是孔子特意尊贬。又说：《春秋》记事依于“事权”，而轻“班秩”，“事权若重，则摄卿亦记载”，则《春秋》是深深为现实政治之利害牵绊矣。
综上所言，可获一结论：章太炎晚年对《春秋》经的定论是：孔子继鲁史作《春秋》，但并未有多少改动，也未寄托任何微言大义。吾人若将他早期所主张的“若《春秋》则孔子自作”（《刘子政（左氏）说》中语）与此最后定论相较，则可发现其中的改变是很巨大的。经过与今文家数十年对垒后，其所宣扬的古文经内容，亦相对地改变了。大家都知道太炎是一个古文家，却较少留意他不是一开始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古文家出现。在与论敌长期缠斗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同时被论敌制约形塑成一个特殊的风貌。
这层深沉复杂的关系，又可以从章太炎与康有为的思想对抗中看出。用“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来形容清季康有为与章太炎的并立，诚再恰当不过。若从影响力来看，康、章二人有如并峙之双峰，难分高下；若从思想内容看，则他们分别代表尖锐对抗的今、古文两大阵营，其并立正宛如二水分流；不过，除了“对立”之外，章太炎与康有为之间还有一层颇为复杂的思想关系。
章太炎（1868-1936）比康有为（1858-1927）足足小了十岁，当章氏还是默默无闻的诂经精舍舍生时，康氏声名正如日中天；当时章氏曾草数条驳《伪经考》，虽未成，但隐隐视康为论敌矣。章氏任职《时务报》时期，在思想上一度受到康有为极大的影响，他虽然很快地从这一震荡中平复过来，并处处与康争持，但他后来所写的文字，却时时显露出他暗中与康有为搏斗而又处处陷入康氏的牢结。这里拟举一个例子说明此一现象。
如所周知：清末今文家攻击刘歆的程度至康有为乃臻于顶点，在康氏的《伪经考》中，狂詈刘氏者不下百处之多；这里仅举一条为例：
刘歆作古文以写伪经，创为训诂以易经义，于是以《论语》、《孝经》列六艺，又以伪作之《尔雅》、《小雅》厕孝经家。 自是六经微言大义之学亡，孔子创作教养之文绝，自后汉以来，训诂形声之学遍天下，涂塞学者之耳目，灭没大道……。六经笔削于孔子，礼乐制作于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学，孔子之教也，歆思夺之。于《易》，则以为文王作上下篇。于《周官》、《尔雅》，以为周公作。举文王、周公者犹许行之托神农，墨子之托禹，其实为夺孔子之席计，非圣无法……歆作伪经，定《七略》，其罪如此，天下后世，犹甘尊信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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