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欣喜若狂，迎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又一次“解放”。“文革”灾难之深重，“文革”结束之必然，由此可见、可证。“拨乱反正”成为社会的共同话语和行动实践。陈忠实似乎走得更远。1976年春，那篇不该创作的《无畏》以及对生活做出简单判断、谬误判断的几篇小说，使陈忠实陷人极度痛苦。他“尴尬而又羞愧”，但他并不想让人原谅，也不愿被人原谅。错误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演。特殊历史时期所犯的“难以避免”的错误，不等于不是错误，不等于可以原谅自己。惟其“难以避免”，要从错误中走出，需要付出更多的自省，更多的自我批评。一度，陈忠实因此而萌生了告别政坛、告别文坛，重返学校做一名乡村教师的念头。“我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巨大欢欣与写作上的失措形成激烈的冲突。”多年后，陈忠实仍然不忘他那段内心的隐痛，这种痛苦，一直持续到1979年。逃避，不是陈忠实的选择，这不符合他的性格、脾性。也许，“人生为什么而存在”，较之“世界是什么”，是更直接、更迫切的问题。这对于每个生命意识自觉而强烈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对陈忠实更是如此。人，必须明确，他想实现什么以及他相信能够实现什么，也就是把真的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这才是人的本质、人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即为一抛掷的可能性。文学，而不是其他，是陈忠实命运的抛物线，他把它握紧，坚持不懈地要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他战胜了屈辱，战胜了心灰意冷，战胜了自卑和软弱。“我充分而又清醒地能够对自己的过失做出判断。”与“文革”中的第一次人生大尴尬的“决定性好处”相比，这又一次大尴尬让陈忠实经历了又一次的生命体验，“得按自己的心的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不然——便不说，更不做。”冷静与清醒联袂而行。陈忠实一边清理着纷乱的思绪，一边投入到文学的阅读中去。阅读可以在疗伤治病中起到抚慰病患心理、安定情绪的作用，这早已为心理学和临床医学所证明。关羽手持《春秋左传》刮骨疗臂，至今传诵。陆游诗云“读书有味忘身老”，“病需书卷作良药”。陈忠实的阅读，不是“转移”，而是从阅读里寻找答案。他不断拷问自己：“怎样打破极‘左’的文学套路，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答案是反过来，“你要去理解真正的文学，你就要阅读真正的文学。”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那一套谬论，它的荒谬的逻辑、它的与农民现实生活的相违相背，陈忠实深受其害，与之诀别并不困难。而从文学观念上，与“十七年文学”尤其“文革”中的极“左”文艺思想彻底告别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自有阅读能力以来，陈忠实主要接触到的是“十七年文学”。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在“文革”中走向极端的“左”的种种表现和做法，与“十七年文学”显然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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