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阶级斗争主题（包括创作指导思想中的阶级斗争观念）是浩然创作第一个阶段不具备的新事物，这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些根据除了本文第一章列举的巴人、徐文斗、姚文元对浩然的批评之外，还有浩然本人的自述。浩然回忆自己最初的写作动机并不是要演绎政治命题，而是生活的自然激发。“我正式学习写小说，是从1956年5月开始的。那以前，我在《河北日报》做记者，而河北农村正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惊心动魄的新鲜事件，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我的身边。……我写新闻，写通讯。……写也写不完，真怨自己为什么不长出三头六臂来”。“过些时，回到机关工作。坐在办公室里，那些人物和故事，还是时刻缠绕在我的脑子里，心里越发不能平静。于是，有了用文艺形式表现这些感受的要求”。①所以，浩然很多的短篇小说写得像通讯、像特写。浩然自己也承认：“我学习写作是从写人物特写开始的，直到现在，我还把它作为我写作的主要形式之一。”②在这种生活的激情下，作者接二连三出版了五六个短篇小说集。当激情生活的直接呈现消耗殆尽的时候，作家自己不可避免地想求变求新、超越自己。再加上知名作家、评论家、理论家众口一词的批评，浩然不由自主地接受了“更高”的创作理念——阶级斗争观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反映现实农村的文学，是以歌颂新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思想并不明显。描绘不同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表现，挖掘新政权下不同阶级和阶级思想的政治分歧和精神差别，是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和划分阶级的政治进程，从歌唱文学主调中逐渐显露的。1954年李凖《不能走那条路》，描绘了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状况，揭示了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主题。其主人公宋老定买地的情节，挖掘的只是小生产者的落后思想和私有观念，还没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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