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词余讲义》一书，则有了更为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内容完整、系统，表达也较为严密，理论色彩变浓，逻辑性加强。这显然是为了适应学校要求和教学需要而进行的调整。毕竟课堂讲授与个人的撰著不同，它需要全面、系统地传授专业知识。
这一方面是吴梅本人为适应教学而进行的调整，另一方面也是学校的要求。当时北京大学对讲义的编写有着较为严格而具体的规定。比如1918年4月30日国文门教授会通过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就明确规定：
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兹分述其不同与当注重之点如下：
习文学史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习文学则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
教授文学史所注重者，在述明文章各体之起原及各家之派别，至其变迁遁演，因于时地、才性、政教、风俗诸端者，尤当推迹周尽，使源委明了。
教授文学所注重者，则在各体技术之研究，只须就各代文学家著作中取其技能最高，足以代表一时或虽不足代表一时而有一二特长者选择研究之。这个教授案还制定了“三学年分配教授各科目及选列各代名家”，对各科目所讲授的内容做出具体规定。吴梅在北京大学所承担的课程，既有属于文学史的，也有属于文学的。他要按照这个教授案里的各种规定进行授课，讲义内容也要符合这个要求，其治学方法与著述方式自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从《奢摩他室曲话》、《奢摩他室曲旨》、《顾曲麈谈》到《词余讲义》，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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