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计划先出两册，等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乃至第X册，积少成多，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介绍各国作家的作品了。
但销售结果却很不理想，第一册印一千本，第二册不敢多印，减为五百本，半年过去，东京寄售处结帐，第一册卖去21本，第二册卖去20本。为什么第一册多卖出一本呢？因为好友许寿裳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自去试了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册不再试了。
河南留学生同乡会办的《河南》杂志在留学生所办杂志中是较晚出的一种，编者向鲁迅、周作人约稿。鲁迅在第一期上发表了《人之历史》，后来陆续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
这几篇以文言文写成的文章中，比较重要的是后两篇。《文化偏至论》分析了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指出其存在的偏颇。中国的所谓洋务派，只看到西方有坚船利炮，想借用来“以夷制夷”，而根本上还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是保存旧的思想和政治制度。鲁迅认为关键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就是所谓“立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怎样才能立人呢？鲁迅提出的办法是“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是受了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主要来源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和施蒂纳等人。因为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行所谓多数统治，使得少数人在社会上没有了发言权。少数知识分子，社会改革的先驱，其主张不被理解，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机会。所以鲁迅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任个人，就是寄希望于几个“超人”，做群众的启蒙工作，推动社会前进。照这样扩展开去，中国的事才能做好，“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鲁迅认为，进行思想启蒙，文艺是最好的手段。“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但中国一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推行温柔敦厚的诗教，很少震人心魄、启人深思的作品。因此，鲁迅认为应该“别求新声于异邦”，到外国寻找能激励人心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符合这个要求的是“力足以振人”、“不为顺世和悦之音”的“摩罗派”诗歌，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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