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1910年11月 2日，费孝通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开明士绅家庭。
接下来，春秋九五，伴随家国沉浮，他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作为一名社会人类学家，他盯着国家和人类发展前沿课题，行路不止，思索不辍，著述等身，影响广泛，为中国学界赢得国际声誉。
一、文化生命源头
费孝通的自然生命源头不外十月怀胎，文化生命的源头则要久远得多。
早年里，费孝通看到过老家收藏的家谱。《江夏费氏世谱》（1995）正文第一句给他以深刻印象--“费氏系出伯益（大禹之子）”。
这本世谱说，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封地在费（今山东鱼台西南费亭），称大费。伯益生有两个儿子，次子名叫若木，始姓费，为费氏祖先。
《辞海》有“伯益”词条，说伯益“亦称大费”。《竹书纪年》中，有“费侯伯益出就国”的记载，可与费家世谱的相关内容作参证。
费孝通看见家谱时，正在读《三国演义》，于是知道了家谱所载祖先中的费祎是个深得诸葛亮器重的人。费祎是三国时代蜀国重臣，性情良实，理政练达，是社稷之才。刘禅继位后，费祎出任黄门侍郎，位于人君之侧。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称许他是“志虑忠纯”、“贞良死节之臣”。
费姓望族气脉绵延，名士辈出。《江夏费氏世谱》载，费祎之后，有费诗为谏议大夫。唐代时候，费冠卿为元和年间（806-820年）进士。此后，有费宗陶、费叔熊皆为前蜀（907-932年）辅佐；费黄裳举后蜀（约950年）进士第一；费有章为南宋绍熙年（1190-1194年）吏部尚书；费有章之子费士寅、费士威等先后登第。费士寅官拜副相，为南宋嘉泰时（1201-1204年）参知政事。开禧年间（1205-1207年），他因不附权贵，忤犯外戚显宦，挂冠辞朝，择地而居，住在吴江垂虹桥畔。吴江自此有“东城费氏”之号，并自此后次第排序。后世子孙纂修家谱时，称费士寅为“吴江费氏第一代祖”。
费氏门外，山外有山。清末民初以前，吴江历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远有陆龟蒙、洪祖烈、杨廷枢、柳如是，近有陈去病、柳亚子、杨天骥、孙本文……《吴江县志》记载，仅是同里一镇，从宋淳化三年（992年）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先后出过三十八个进士，八十个文武举人。
“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类似楹联，在当地水巷石桥上时常可见。一些老式民居大门上，斑驳之中，“耕读传家”字样至今清晰可辨。
明末清初，学坛又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气象。当时活跃于文坛、大有影响的复社、几社、慎交社、惊隐诗社等社团，都有吴江人士作中坚。曾属复社、又入惊隐诗社的顾炎武常到吴江，与诗社中吴江人王锡阐、吴炎、潘柽章等往还。顾氏曾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王氏与友人仿司马迁《史记》体例写《明史记》，历数年，书稿成纪十、书五、表十、世家三十、列传六十。将完稿时，“明史案”发，书稿被焚。事虽未成，却可看作吴江文人勤于笔耕、发愤著书一例。
有清一代，吴江的盛泽、同里、松陵、黎里、平望、芦墟这六个镇上先后建起九所书院，如盛泽的吴公书院、松陵学舍、肄业公所，黎里的禊湖书院，松陵的松陵书院、震泽书院，同里的同川书院，平望的艺英书院，芦墟的切问书院等。一县之地，一朝之间，而九所书院，吴江的读书风气之盛，文化氛围之浓，由此可见一斑。
吴江文人勤于著述的风气，当是从古今绵延的耕读传统中酝酿出来。
吴江人氏的历代著述，在1994年编修出版的《吴江县志》中，共选录书目257种。其中民国以前的179种，选入《四库全书总目》的85种；民国时期36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42种。
单从《江夏费氏世谱》上看费家近现代人物，也能看出吴江学风炽盛。如费延斄，同治四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其子费树蔚，喜读近代名人传记，过目成诵。兵部尚书吴大澂爱其才，招为快婿。费树蔚之子费巩，自幼受父亲和表兄柳亚子督责，于复旦大学毕业后，赴巴黎、伦敦深造，在民国时期写下了《英国文官考试制度》（1931）、《瑞士政府》（1933）、《比较宪法》（1934）和《中国经济问题》等书。费孝通稍后写下了《江村经济》（1939）、《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等书。费家姻亲柳亚子在民国前后写下了几千首旧诗、几百篇文言文、几十篇语体文和《南社纪略》……
这些篇章中，激荡着二十世纪初的时代风云，预示着古老中国的百年巨变。
二、大时代的气息
费孝通出生当年，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在云南的螳螂川鸣炮动工；第一次试办的航空企业在北京南苑建造；第一届全运会在江苏南京南洋劝业会场举办；连续三次的全国立宪派大请愿声震朝野……
是年，马寅初（1882-1982年）以出色成绩取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陈寅恪（1890-1969年）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其兄陈衡恪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兴办新学，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
丁文江（1887-1936年）在英国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主修动物学、地质学和地理学；
吴宓（1894-1978年）始闻游美学务处通令各省招考游美学生，遂与诸同学赴省应考；
胡适（1891-1962年）进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农科，后转入该校文理学院改习文科；
梁漱溟（1893-1988年）在北京顺天中学堂接受洋文总教习和汉文练习的双重训练；
熊十力（1885-1968年）在《庸言》连续发表文章，意在证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并藉“证人学会”以文会友，甚而“风动社会，左右政界”；
顾颉刚（1893-1980年）在苏州公立中学接受军训，持新毛瑟枪跑步、冲锋、埋伏、变换阵式等，一一熟习；
刘海粟（1896-1994年）在江苏常州开办图画传习所，融中西画技法于一堂；
辜鸿铭（1857-1928年）出版英文版《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纵论东西文明，畅销一时；
梁启超（1873-1929年）创办《国风报》，向国民灌输立宪政治常识。初求温和，不事激烈，但发现清政府玩弄立宪骗局后，言论渐趋激烈，推动了各地立宪请愿运动的勃兴；
张謇（1853-1926年）为敦促清廷着手立宪改革，主持江苏省咨议局通过决议，联合各省咨议局代表共同赴京，向都察院递交敦促早日召开国会的请愿书。
据费孝通回忆，他的父亲费璞安（1879-1969年）曾随张謇组织联合请愿活动，进京面见段祺瑞，吁请变法立宪，后曾担任吴江县议会议长。
对于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知识分子常常既先觉其至，又投身其中。
那些可称为大知识分子的人物，更是常得风气之先，又引潮流于后。
从上述人物1910年的行踪片段上，清末民初时期社会上的新鲜风气，不难察知。
新旧两个时代之间，不曾隔着一堵墙。
新时代脱胎于旧时代，犹如婴儿出自母体。
费孝通的出生，将为《江夏费氏世谱》世系表再添一笔，为当时身处革新大潮的吴江费氏又添一丁。自伯益、费祎、费士寅到费孝通的一脉世谱，背后是数千年中国历史。吴江乃至苏南一方土地上的立宪呼声，是二十世纪初整个中国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一处缩影，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对现代世界潮流的响应。世纪初的东方时空传布和激荡着的全部历史主题，都将成为文化基因，伴随着费孝通自然生命的育成和延续，融入他人文生命的全过程。
三、父母都是贤达
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小时候接受私塾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他考得生员资格。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部，兴办新学，命各省都送秀才出国深造，费璞安有机会于当年东渡日本留学。
在“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他攻读教育专业。学成回国后，从在家乡办学开始，直到年迈离开公职，他把相当多心血用于教育，人称“江苏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费家好友中，张謇是光绪年间状元，清末民初著名改良派实业家和教育家，视实业、教育为“富强之大本”。张謇于1903年在家乡南通初创中国第一个师范学堂--通州民立师范（即今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时，曾延请王国维等十多位学界先进做教员。费璞安留学回国后，也曾应张謇之请，于1909年1月到通州师范学校执教。费孝通的名字就出自父亲这段执教经历。
据费孝通说，费家与张謇两家交情很深。张謇的儿辈属“孝”字辈。为纪念父辈友情和通州执教经历，费璞安为小儿子取名“孝通”。
1911年9月，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和县会选举法，吴江县选民选举成立了县议会，议员四十七名，费璞安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在通州任教，未回吴江投票，但被选为议员，还被选为议长。
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费璞安心向往之。不久，他由通州到上海，与史量才一起筹备由张謇发起、行将在沪举行的全国农务联合大会。
11月5日，苏州光复，费璞安回到吴江，以县议会名义召开民众大会，商议光复吴江之事，又赶赴苏州都督府，商定光复日期。
11月15 日，苏州都督府派革命军荷枪实弹到达吴江。费璞安在城隍庙召开民众大会，并以县议会议长身份就主席位。当时，号鼓齐鸣，百姓欢呼，吴江、震泽的知县抱着内装官印的箱子，恭恭敬敬放在主座桌上。费璞安将官印取出，让大家验明，交革命军司令吴嘉禄执行销毁，同时正式宣布吴江光复，声明今后政权改为民主，议会是人民的代表，一切政事取决于人民，并举行了宣誓仪式。
此时，费孝通刚满一周岁，费璞安刚过“而立”之年不久。
此后，费璞安立足的民主政治舞台不断扩大。当时的吴江县议会确有实力，凡县政预算决算以及地方兴革诸事，均须由议会议决通过，并确能根据定章切实办事，这使费璞安感到大有可为。在民国成立、各省议会成立、国会成立的局势下，他联合吴县、上海、常熟、如皋四县议会，共同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的县议会联合会，在上海“也是园”设立机构，“深能反映当时的民众呼声”。后来，吴江、吴县、上海、常熟、如皋五县议会又倡议，联合全国县议会组织全国县联会，并推费璞安为江苏省晋京请愿总代表。费璞安到京后，借贾家胡同吴江同乡会为会所，定期开会。各省代表又推举他晋见段祺瑞，代表全国人民呼号请愿。费璞安在当时社会进步力量中的影响，由此可见。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出身于当地名门。她从小承教于家学，后来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受到良好教育。二十世纪初，妇女解放的思潮激荡着中国思想界，激励着仁人志士。杨纫兰的思想也发生了强烈共鸣。
杨纫兰的同乡金松岑，曾在上海爱国学社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一起鼓吹革命。1903年，金松岑的力作《女界钟》刊行，这是中国最早阐发妇女解放的专门论著。书中用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的新观念论述妇女问题，以男女平等为主旨，主张从入学、交友、营业、管财、出入、婚姻等六个方面恢复妇女的自由权利。这本书刊行之前，金松岑有意请费璞安、杨纫兰夫妇作序。费璞安则让妻子独执其笔，一抒胸臆。于是，杨纫兰酣畅淋漓的《〈女界钟〉序》，如晨钟轰鸣，震响在清王朝气数将尽的沉沉暗夜：
溺于社会之人不知世界，溺于现在社会之人非独不知未来世界，并不知已往世界，男子且然，而况于女子哉。女子者居社会之半部分，以平权之理论之，女子亦居国民之半部分。国民者何也，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者也。悲哉，我女子乃闺闼之外无思想乎！悲哉，中国男子乃功名富贵之外无思想乎！虽然，男子我不论，我论女子。方今女权堕地，女学不昌。顺从之外无道德，脂粉以外无品性，井臼以外无能力，针绣以外无教育，筐笥以外无权利。胶蔽耳目，束缚形骸，无论未来之新国民如罗兰夫人、批茶女士、苏菲亚若安之流，言之适遭怪异，即中国已往人物如班昭、谢韫、木兰、冯夫人、梁红玉、聂隐娘之流，亦不过低头咋舌，以为不可及，而如其奋发投袂，起而效之，则一以为魔怪，一以为风狂。群聚而哗，不见容于社会。宜乎蠢蠢须眉，尘尘巾帼，两俱沦于黑暗世界，以有今日之时局也。同邑金君著《女界钟》约三万言，掊击现在之社会，而提倡新中国、新国民，将以警醒我同胞，出之于奴隶之陬，而登之于平权自由之乐土。其文章则流丽芬芳，语长心重，其议论则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虽以锡纶之愚读之犹且感动，何况世不乏聪明才智之姊妹，苟开卷熟复，其必有奋发投袂而起，以逐诸女杰之后尘者，则我谓此书为美利坚之自由钟可也，为批茶之五月花亦可也。
杨纫兰（文中“锡纶”是她的字）这篇序言写于1903年，对体察费孝通早年成长环境十分重要，可供后人从当时整个社会状况一直看到杨纫兰的胸襟、见识、抱负。
父母亲在费孝通出生前后这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作为，在社会上是唤醒民众的呼号；在家里是充案盈室的高尚气氛。费孝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中，一天天长大。
四、“教育优先”的家庭
费璞安杨纫兰夫妇养育有四子一女，费孝通最小。其上依大小排序有大哥费振东，姐姐费达生，二哥费青，三哥费霍，费孝通为幼子。
费孝通的父母投身社会进步活动时，把教育事业作为安身立命之处。父亲办学教书，母亲创办蒙养院，各有天地，同开风气，视教育为最根本、最长远的进步动力。国家如此，族群如此，家庭亦如此。他们忙于社会活动，对儿女生活上管得不多，教育上却有全盘计划，很下工夫，要使儿女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费孝通幼年时期，费璞安上有母亲和姨母，下有妻子儿女。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人的工资供养，家境并不宽裕。据《吴江光复前后回忆》一文可知，辛亥革命爆发后，费璞安曾参与发起组织红十字会。当时要筹款制备担架药品，发起人中有人捐一千元，有人捐两千元。费璞安记载自己认捐时的情况说：“我是穷汉，亦竭力写捐五十元。”
捐五十元已是“竭力”之举，家中境况可想而知。费孝通上小学前后，父亲任职于江苏省教育厅，工资不多，乃至“微薄”。家境如此，杨纫兰既要维持九口人年复一年日常吃穿，更要保证儿女教育费用，确实得花费不少心思。
一次，病重的杨纫兰把孩子们叫到床前，让费孝通的三个哥哥根据历年家庭日用账目作出统计，按各项支出画成曲线，列在一张表上。结果，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居上。杨纫兰指着这张表对孩子们说，费家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教育优先。家中所需的各项支出中，首先扣除教育费用，再以余钱安排其他，这就是“教育优先”原则。母亲病床前这一幕情景和母亲的话，给费孝通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印象。
杨纫兰有心让儿女们都受到正规教育，然家庭收入微薄，须有特殊供养办法。她让五个孩子间隔开，上大学和读专科交叉安排，利用读专科不用家里花钱的条件，省出学费，确保每个孩子都受到正规教育。在母亲的安排下，费振东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成为南洋一带著名华侨教育家；费达生毕业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留学日本，成为国内知名蚕丝业专家；费青由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学德国，成为著名法学家；费霍进入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成为建筑工程师；费孝通从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小学、中学、大学，直到清华研究院毕业后留学英国伦敦，取得博士学位，经历了正规教育从最基础到最顶端的全过程，接受了严格而充分的学术训练，且有幸在清华和伦敦先后师从人类学大师史禄国和马林诺斯基，为日后取得卓越学术成果奠定了深厚基础。
费璞安在江苏省教育厅担任视学一职，相当于后来的教育督导员。每年中，他有一多半时间在省内奔波，巡视各地的学校，作实际情况访查，回家就忙于写调查报告。每当此时，家里书桌上就堆满了他从各地搜集到的材料和巡视笔记。
对于这些，费孝通自有孩童式的好奇，有时趁父亲不在家，就去翻看。材料多是各所学校提供的情况介绍，有很多数据，对一个孩子来说，未免枯燥。费孝通印象更深的是那些笔记。其中有随班听课的现场记录，还有评语。这些生动、具体而富于现场感的笔记，融进了父亲的调查报告，也融进了费孝通对父亲的早期印象中。
从现在可以见到的费璞安遗墨看，他的毛笔字相当见功力。但他每写出一篇调查报告，都要请本乡一位书法更端正的先生抄写出来。抄出以后，费孝通的二哥三哥就被指定作校对，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抄本。费孝通年纪还小，“只配在一旁陪坐”。他后来写《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1991）一文回忆当时情景说：我当时识字不多，在旁边看，不大懂他做这些事情的意义，但是记住了这些事情。我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搞调查，二是写文章，很明显跟父亲的影响有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教育，不是言教，是身教。
对费孝通影响更深远的“身教”，是费璞安每次外出调查都要带回沿途搜求的地方志书，逐渐积满整整一个书架。这些记载各地方地理、历史、名胜、人物、民俗等的志书，费孝通时常翻看。开卷有益，影响日深，他后来在燕京大学写毕业论文时，就是利用全国各地志书中有关婚姻风俗的资料，在吴文藻等指导下，写出了《亲迎风俗的地理分布》（1933）。1938年，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博士论文 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 时，把它看成“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的乡土志”。1996年，费孝通接受一次采访时，把自己六十多年的学术成果概括为“现代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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